当2012年2月23日英国各大媒体报道玛丽·科尔文在霍姆斯(Homs)巴巴阿姆鲁区(Baba Amr District)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临时搭建的媒体中心遭迫击炮袭击身亡的事件之后，西方主流媒体一片哗然。美、法、英领导人也借此进一步提出要求武力干涉叙利亚内乱。这一事件，无疑又为24日在突尼斯举行的“叙利亚之友”大会造成了更大规模的舆论影响。

针对叙利亚问题，国际社会大体分成三类态度。一是以中国、俄罗斯为主，主张政治和平解决叙利亚内乱;二是由美英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主张通过多种方式干涉，强迫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下台;第三，则是由沙特、卡塔尔主导的逊尼派海湾阿拉伯国家，强硬主张武装干涉，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暴力推翻现任叙利亚政府。对于以叙利亚国民委员会(Syrian National Council)为代表的叙利亚反对派来说，则更为支持沙特、卡塔尔的强硬派态度。在这三派意见中，除了主张政治解决的中国、俄罗斯之外，其余两派意见内部，由于各自政治利益不同，又对具体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方式方法有着巨大的差异。尽管西方各国领导人不断就叙利亚问题提出强硬批评，但是持续了一年多的叙利亚问题却至今迟迟未有一个结果。与之相比，2011年2月15日爆发的利比亚内战在一个月内就受到北约主导的武装干涉，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便不得不使人对于西方干涉所持的所谓人道立场提出质疑。

同时，叙利亚国家委员会虽然新近被少数西方国家承认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言人”，但即便对于其支持者来说，这一长期流亡海外的组织统一性及政治目标却一直都值得怀疑。因此，反对派一再提出的要求设立禁飞区、人道主义走廊等要求，均未能真正得到全面实质性支持。

的确，相比利比亚，叙利亚战略位置更为独特，并且历史状况更为复杂。这就使得一切针对叙利亚的决定，都容易引发该地区的连锁反应。身处中亚中东欧洲交界地的叙利亚，其国内政治问题不仅仅与长久以来伊斯兰教内部逊尼、什叶教派冲突相关，还与殖民主义消退后，在该地区遗留的巴以冲突问题、阿拉伯民族主义问题密切联系;甚至还包括与黎巴嫩、约旦、土耳其三国主权及领土冲突问题。这一系列问题虽然随着四次中东战争与叙利亚内部复兴党(Baa’th Party)政变上台之后被暂时掩盖，但却始终是该地区动荡的根源。理解当前叙利亚问题的复杂脉络，需要重新梳理并分析这一系列问题的历史、政治与宗教关系。

目前叙利亚境内的人口90%为阿拉伯人，其中绝大多数为逊尼派。叙利亚总人口的15%左右为信仰什叶穆斯林的阿拉维派(Alawite)。阿拉维派大多聚集在叙利亚港口城市拉塔齐亚(Latakia)。阿萨德家族便来自这一派穆斯林。但在正统逊尼派眼里，阿拉维派其教义与正统穆斯林相距甚远，因而尤其是对于具有萨拉菲主义(Salafism)倾向的逊尼派来说，阿拉维派甚至不能被当作是真正的穆斯林。但恰恰是这一少数族群，在叙利亚1970年复兴党政变之后，占据了叙利亚政府与军队的重要位置。另外，在叙利亚西南部格兰高地与大马士革附近，集中了占总人口5%左右的德鲁兹派(Druze)。与阿拉维派一样，德鲁兹派也属于一支少数穆斯林教派。然而由于其独特的教义，因此不具有太大的政治影响力。8%左右的叙利亚人口是基督教化了的阿拉伯人，他们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的城镇中心。与中上层逊尼派穆斯林一样，叙利亚的基督教人口绝大多数也支持现任政府。除了在复兴党成立初期，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正教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复兴党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之外，作为阿萨德政府稳定全国局面，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政策的受益者，叙利亚基督教人口也并不希望看到阿萨德这样一个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现任政府倒台。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即便是在叙利亚动乱最严重的哈马(Hamah)与霍姆斯两城，其城镇中心基督教人口数量较多的地带，仍旧未有严重骚乱出现。

叙利亚还有约10%的非阿拉伯人口，其中主要有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另外还有土库曼人和犹太人等。在16世纪奥托曼帝国治下，由于帝国奉行的米利特(Millet)体系鼓励民族宗教派系自治，因而长期以来，叙利亚境内各个派别之间分省自治，并保持较大程度的独立。这一传统，在今天的叙利亚社会中也有其强大的影响力。

当前叙利亚国内的民族分区自治结构形成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为了防止反法的逊尼派穆斯林，殖民政府将阿拉维派扶植为军队领导，而将其余各支少数民族力量，按其宗教与种族成分不同，集中安置于各大主要城市，以求相互制衡并达到战略分割逊尼派的目的。各宗派族群之间，可能会因一时的战略目标而达成一致，但并未真正形成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这种少数派领导多数派，各民族宗派分城聚居相互抗衡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与叙利亚目前的动乱有着直接的关系。武装动乱集中的霍姆斯、哈马，其暴动集中地均在城市周围一些中下阶层逊尼派集中的区域发生。

20世纪上半叶的殖民统治不但构成了今天叙利亚的国内问题，还影响了叙利亚与周边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以及土耳其的关系。在法国殖民时期，集中于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Maronites)是法国盟友。为了进一步遏制奥托曼帝国势力，法国殖民政府将黎巴嫩和叙利亚共管。1920年圣雷默会议(San Remo Conference)之后，法国更确认了民族宗派自治的统治原则，将黎巴嫩山脉以东的这片地区分为六大执政区。其中包括逊尼派穆斯林主导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Aleppo)，阿拉维派主导的拉塔齐亚(Latakia，殖民时期称阿拉维)，德鲁兹派为主的德鲁兹山(Jabal Druze)，土耳其人主导的亚力山德塔(Alexandretta)以及由马龙派领导的大黎巴嫩区。即便是在黎巴嫩独立之后，其与叙利亚之间的深刻联系，也密切关系到了该地区的战略平衡。叙利亚持续支持在黎巴嫩境内活动的真主党力量，便是这种联系的直接体现。而叙利亚与土耳其之间针对亚力山德塔的领土争端，也源于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将亚力山德塔从叙利亚领土上分离出去的政治决定。

复兴党之演变及其改革策略

与其它阿拉伯国家一样，叙利亚在20世纪中期殖民统治衰退之后，也反复经历战争与政变的折磨。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Arab Socialist Ba’ath)政变上台之后，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一政党可以持续统治到今天。长久以来，叙利亚政治都属于精英政治。自1941年叙利亚宣布独立之后，叙利亚政局，特别是包括大马士革、阿勒颇、哈马和霍姆斯在内的四所重要城市，都在逊尼派精英阶层领导下，受到奥托曼帝国时期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在这段时期，由于政府主要被逊尼派主导，因此包括基督徒、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的少数民族便只能在军队中不断增强其传统的影响力。而在少数民族控制下的军方自1949年起，便一直对于这种逊尼派精英统治提出军事挑战。其结果导致叙利亚大量的优秀军官被流放海外，继而替换为信奉逊尼派的穆斯林。多次反复的军事政变使得叙利亚军队战力薄弱，且内部纷争不断。从1949年到1960年代末期，叙利亚政府在内部压力与流放反对派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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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叙利亚民族宗教对立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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