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石油红利效应在叙利亚并未因为IMF错误的预测而产生太多变化，但是在其他方面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却为这个世俗化程度很深的阿拉伯国家埋下了不安的种子。相比其他海湾与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在1963年军事政变后，便开始实行世俗化的统治。包括穆斯林律法(Sharia)在内的各类宗教律法仅适用于境内各个宗教社群聚居地。这一特点则为其现代金融银行改革提供了基础，也为海外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私有化创造了条件。穆斯林律法禁止食利，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内，其银行仅提供所谓“伊斯兰银行业务”(Islamic Banking)。由于无利可图和政府监管，大规模的国际金融资本运作相对在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境内的影响微乎其微。此举保证了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内银行资本的相对独立性。而叙利亚在2006年开始的大规模银行私有化改革，则为海外资本大规模进入提供了条件。在这众多海外资本中间，来自沙特与卡塔尔的主权基金投资也不在少数。这同时也为2010年开始的境内动乱，提供了相对便利的资金流通渠道。
反对派阵营的性质
自1963年复兴党军事政变上台之后，作为一个少数族群的政党，它便不断受到来自逊尼派穆斯林与伊拉克移民等的挑战。1964年在哈马发生的暴动，便是直接由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领导的一次重要反抗运动。在此之后，叙利亚境内1967年、1973年，1976-1985年，持续不断地发生由逊尼派领导的针对复兴党领导的武装暴动。其中，1982年在哈马的武装暴动则几乎将叙利亚推向了内战的边缘。在哈菲兹·阿萨德对这场武装起义进行铁腕镇压之后，复兴党针对逊尼派穆斯林开始改怀柔为压制。这一政策，即便在叙利亚1990年代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之后也未发生动摇。
这种针对反对派的强硬政策，使得叙利亚境内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反对势力分崩离析。特别是在1982年的流血镇压之后，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的反对派势力开始纷纷流亡海外。穆斯林兄弟会内部也主要分裂成为两派，一派基地在英国，主张温和的政治抵抗;另一派流亡伊拉克，仍旧保留其军事组织。此外，在德国、美国、约旦等国家，都有这时期流亡出来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组织。这一时期流亡海外的叙利亚反对派，主要包括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叙利亚共产党、叙利亚库尔德人政党等，这些流亡政党在很大程度上组成了目前叙利亚流亡海外的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国民委员会的雏形。
叙利亚国民委员会目前共有230个成员党组成。除了几支在1980年开放党禁之前流亡的老牌反对派之外，其余都是新近成立的叙利亚反对派。这些反对党中，甚至有不少反对党领导人来自于现任阿萨德政府内的异见阵营。与20世纪中期叙利亚境内由于暂时政治与战略目标一致形成的同盟一样，叙利亚国民委员会除了希望推翻阿萨德政府领导之外，并不享有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甚至在是否需要武装推翻阿萨德政府这一基本问题上，委员会内部不同党派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另外，与利比亚过渡委员会不同，叙利亚国民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全部来自海外流亡人士。因此，一组织在叙利亚境内完全缺少必要的支持和社会影响。
另一支在暴乱时期形成的反对派联合阵营是民主化改革国家合作组织(National Co-ordination Body for Democratic Change)。这一组织的明确目标是寻求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以求推翻阿萨德政府。2012年1月，在一份该组织和国民委员联合向阿盟提交的声明中指出，该组织明确拒绝一切来自外国对于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但并不将其它阿拉伯国家视作“外国”。该声明还提出，在阿萨德政府倒台之后，叙利亚应成立联合过渡政府，寻求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形成更为紧密的兄弟关系(brotherhood)。这一组织成员主要包括叙利亚的库尔德反对派，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由于主导叙利亚反对派的两个重要组织都具有非常明确的逊尼派穆斯林，甚至是更为极端的莎拉非主义影响，因此，这也就使得叙利亚境内包括基督徒、德鲁兹派等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包括逊尼派穆斯林社会上层，都对这场所谓试图推行“民主化”政治的暴动持保守观望态度。对于这群人来说，这场主要由社会下层激进逊尼派穆斯林主导的反抗，更像是一场暴动。在世俗化的叙利亚，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宗教自由、经济自由得到了来自阿拉维派阿萨德政府的保护。而相比，在“革命”后的埃及、利比亚，甚至是突尼斯，相对保守的穆斯林政党很快上台的情形，也令大多数习惯了世俗化政治的叙利亚人感到不安。
此外，在这两个主要反对派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政见差异，反对派内部，由于其成份为大量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流亡海外的叙利亚异见人士，因而其政治目的也各自不同。这一点，在反对派内部就已经有了很明确的认识。民主化改革国家合作组织领导人哈桑·阿伯德尔·阿奇姆(Hasan Abdel Azim)在一份2011年10月发表的声明中便指出，反对派阵营应当尽量避免其内部分裂。虽然，在一个松散的所谓寻求叙利亚政治民主化的目标之下，这两派力量有暂时的合作关系，但两者之间，包括两者内部的分裂状况，却已然是事实。甚至由叛变军人组成的自由叙利亚军(Free Syrian Army)也在批评这两支由流亡政党组成的反对派组织里面，充满了阴谋家与国家叛徒。由泛伊斯兰主义穆斯林兄弟会主导的叙利亚国民委员会和由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导的民主化改革国家合作组织之间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与20世纪上半叶，在反殖民目标促使下，两种意识形态形成的战略同盟一样，都属于非常脆弱的暂时联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今天的叙利亚的动乱，更像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东变局的延续。其核心问题，仍旧是巴以冲突以及穆斯林世界与世俗政治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这两种矛盾，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其本质都是无从调和的。充满整个阿拉伯半岛及周边穆斯林国家的反犹主义情绪，连同逊尼派和什叶派根深蒂固的宗教冲突则是理解叙利亚周边地区区域政治的关键。
在多方的压力下，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即使阿萨德在这次危机之后得以继续存在，该地区的宗派与民族紧张关系，也会因这一次动荡而产生重要的结构变化。因此，与其继续纠结阿萨德政府执政合法性，不如讨论如何找到一个积极有效的方式，及时填补阿萨德世俗政府可能倒台之后在这一重要战略地带留下的权力真空，并迅速应对在该地区乃至国际上所产生的战略平衡变化。否则，这里将会成为21世纪的巴尔干火药桶。( 作者系剑桥大学博士，现任教于阿联酋扎耶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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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叙利亚民族宗教对立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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