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作家刘庆邦写了一篇文章，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说，“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莫言获奖具有里程碑意义”。几乎同时，集美大学中文系讲师黄云霞也写了一篇名为《作为当代文学史事件的“莫言现象”》的论文，“以便为莫言创作的文学史定位确立起某种较为可靠的学理依据”。
莫言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无疑将被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但从谱系学的视角，当我们谈论莫言的时候，莫言从什么样的传统中走来，又将引领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传统，在未来的文学经验中，莫言将如何书写和被书写?
莫言来自20世纪新文学传统
“莫言是八十年代之子”，2012年12月，旅美学者刘再复在《华文文学》杂志发表谈话文章中说，他认为20世纪有两次文学高潮，一次是五四时期，一次是1980年代。“1980年代出现了很多很有创造活力的作家，我觉得他们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例如李锐、阎连科、余华、贾平凹、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残雪都很杰出”。
但正是在现今获奖，令莫言备受质疑，因为文化粗鄙、道德堕落、文学边缘化，是如今这个时代被贴上的标签。
“有人不断地使用这样的比喻——中国‘现代文学’是好的，是‘五粮液’;而‘当代文学’则是差的，是‘二锅头’，这种看起来合乎逻辑的说法实际是幼稚和昏聩的。”2012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在《文艺争鸣》杂志发表文章称。
他认为，文学的演进有自己的规律，它与政治之间，甚至与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并不平衡的关系。汉语新文学正是在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压抑、六七十年代的低谷、八十年代的开放与风云激荡的新思潮的冲击，在相对黯淡和沉闷的九十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
在张清华看来，如果能将“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的心态放平，则应该承认“莫言确乎传承了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并且还是一个发扬光大者”。“也就是说，在莫言获奖之后，如果说会衍生出一个‘重大意义’的话，那么我以为就是，它会推动改变以往我们对‘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割裂的看法，将整个新文学看成是一个真正的整体--从思想到形式、从内容到艺术、从文体到语言是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那么莫言获奖，自然也是有了一百年历史的汉语新文学的一个成果，一个发育成熟的标志。”
但他也认为，莫言的获奖，可以给文学的阅读和消费带来短暂的“加热”效应，但却难以扭转整个时代的文化与文学氛围。这一氛围，是作家身上的批判性与知识分子性，呈现了渐至稀薄的趋势。
莫言获奖的副产品
莫言所受到的文学影响，还绕不过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江健三郎曾称赞莫言的作品“是拉丁美洲文学和中国文学融合在一起的非常优秀的文学。”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介绍，1980年代，随着中国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改革开放时期，拉美文学这一“非西方”的、来自第三世界的、中国语境的“小语种”文学竟然掀起阅读与谈论的热潮，以“文学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心的“拉美文学热”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探索与创作，尤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所受浸染最深。
2005年，四川大学文学博士曾利君完成了其名为《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博士论文，其中为莫言专门写了一节。1982年，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迅速译介到中国，在中国掀起了“马尔克斯热”。莫言在阅读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杰作《百年孤独》时，一下子被征服了。莫言由此知道小说还有另一种写法，他当时的感觉，就跟马尔克斯当年第一次读到卡夫卡作品时的感觉一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在震惊敬佩、恍然大悟之余，莫言也禁不住跃跃欲试，捉笔操练起“魔幻现实主义”来。
他在1985年推出的那批引人注目的小说如《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金发婴儿》、《枯河》、《爆炸》等作就是在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的影响下所写出的，其中《球状闪电》就带有马尔克斯作品的印记，为了让自己的小说看起来更魔幻，莫言甚至在《球状闪电》中也弄了个粘着鸟翅的怪老头，让人不禁想起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
拉美文学对中国1980年代兴起的作家的影响还包括诺贝尔奖。“马尔克斯是第一个我国与全球同步介绍进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滕威说，对于同样是第三世界的作家，“连严肃的《读书》杂志都是以‘邻村的张老汉都富起来了，我们该怎么办’的心态来讨论的”。可以说，比照着拉美的诺贝尔奖作家，正是1980年代莫言一批作家的成长轨迹。“包括莫言在内，每写一部作品，都会有声音说这是为得诺贝尔奖写的”，滕威说。
但“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却被拉美作家自己拒绝。“马尔克斯在领取诺贝尔奖的答谢词就是一篇战斗檄文，是说他的作品写的就是拉美的现实，而不是魔幻的，来反对西方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他的作品。”滕威介绍。
1970年代开始，拉美文学已失去了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基础，在没有了政治需求后，拉美作家产出的大多是中产阶级消费主义趣味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拉美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了”，滕威说，“只有少数作家还在坚持当年的传统，比如2011年翻译到国内的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 的《2666》，这本小说接续了作家要有担当的传统”。
“目前翻译到国内的拉美文学作品，仍是1970年代以前的作品居多”，滕威判断，在中国，拉美文学还将掀起一股热潮，“原因包括2010年，老作家略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2011年国内首次出版了马尔克斯授权的《百年孤独》。另外的原因则是莫言的获奖，对拉美文学的带动”。
至少在作品上还是知识分子
“面对死亡威胁、外族入侵、社会不公，你如何行动，这是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展示一个人的精神能量的关键时刻。莫言对这些关键时刻极为敏感，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的小说，常常把此类情景用夸张手段推向极致，考验人的忍受能力，拷打人性的韧度，追问人的道德良心。”2013年1月，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国恩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文章称。
但现实中的莫言似乎与作品中的莫言有着泾渭分明的差距，“更愿意做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他获奖后谈到当年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问题时，开始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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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莫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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