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几天前，当李天纲到医院看望朱维铮时，老人曾当面说道：“如果撑得住的话，我要到会场坐两个小时。”然而，他终究没有能够如愿出现在会场 ]

3月10日下午3点52分，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去世。彼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在场师生讨论《〈荀子〉的诗歌与风格》。柯马丁此次造访复旦，正是为了参加前一天在这里举行的一个学术论坛：“价值与意义：中华文明的再认识”。此次论坛，群贤毕至，杜赞奇、陈方正、葛兆光、陈来、柯马丁、付敏怡等知名学者齐集会场并做演讲。26年前，也是在复旦大学，一次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的会议召开。当年参加这场具有学科奠定意义的会议的学者如汤一介、杜维明、李学勤、李泽厚皆成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硕儒名宿。而会议的召集与组织者正是朱维铮。

朱维铮相知32年的学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与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傅敏怡是两次会议的见证者，相互呼应的会议主题，同样的地点，让他们恍同昨日。然而，时隔多年，海内外汉学的学术版图与成就早已是大异于前。与此相应的，是当年这批学术名宿有的依旧笔力雄健、指点江山;有人却逐渐凋零、魂归道山。论坛结束后一天，这位曾为新中国文化史研究开疆拓土的学人便匆匆离去，叫人于悲痛之外，更添唏嘘。

就在十几天前，当李天纲到医院看望朱维铮时，老人曾当面说道：“如果撑得住的话，我要到会场坐两个小时。”然而，他终究没有能够如愿出现在会场，主办方为与会者准备的代表证一张张被取走，而那张上写“朱维铮”的胸卡却在很长时间内静静躺在签到台上。

“中国文化史的开拓者”

在复旦大学发出的讣告中，对这位刚刚故去的学者如此评价：“治学严谨、功力深湛，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并称其为“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是促进国际文史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

“说朱维铮教授是中国经学史研究的重要传承者，新中国对于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是没有问题的。”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刚从网上看到朱维铮去世的消息，尚沉浸于悲伤的情绪中。

回忆起1986年在复旦举行的文化研讨会，李学勤记忆依然清晰，甚至精确到当年的会议论文集由哪一个出版社出版。“1986年的那次国际研讨会是‘文革’之后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因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在这方面受到抵制。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阶段。如何研究中国文化?文化史的地位究竟如何廓清?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界对于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积极和热心。当时，复旦大学新编了关于外国文化史的书籍交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样的背景下，那次会议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在整个传统文化研究的历程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而朱维铮是这场会议的召集者和当时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李学勤说。

在朱维铮的学生、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姜鹏看来，有一件事情或许可以更为细化地体现1986年那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那次会议上，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著名的‘新儒学发展三个阶段论’。”

差不多同时，朱维铮与著名哲学家庞朴合作组织编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文化史丛书”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推动作用亦是影响深远。现在，打开这套由28册图书汇集的丛书，可以看到一连串活跃于当下学界的名字。“当年这套丛书的很多作者如今都是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人，许多人的成名作也在此套丛书之中。此外，丛书的编写过程还促成了余英时先生第一次与大陆学者的直接交流。”姜鹏告诉记者，“我在先生身边的时间不长、见识不广、学问也不精，关于那些往事，很多师兄师姐了解得一定比我多。”

“经学史的重要传承者”

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朱维铮编辑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而直至2010年，朱维铮又校编《周予同经学史论》，交予上海人民出版社。27年的时间里，朱维铮编著(合著)的书籍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　《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维新旧梦录》、《中国经学史十讲》、《走出中世纪二集》等，涉及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领域。而两次对恩师论著的整理和编订即可视为对文人品格的恪守、也是他完成巡礼之后，对自己学术起点的一次回归。

“朱先生被大家关注最多的，是他在中国经学史上面的建树。他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研究，自1960年代前就开始了。”李天纲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道。

“ “经学”这个词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空白，是大家很少接触的一个问题。”李学勤说，“当年周予同曾经提出：经学时代已经结束，经学史的研究的时代刚刚到来的观点。这种论断将经学在国际上的研究范围扩大。而周予同先生学问的主要传承者就是朱维铮教授。”

在李天纲看来，朱维铮的经学史研究得自于对周予同学问的继承，又有重要的创新。“后来，朱先生对经学史有自己的看法，已经不同于周予同先生。他认为，经学是王朝统治学说的一部分，会依据统治阶级统治方式的不同而变化，即所谓‘经随术变’。”

“当年，朱先生研究的学问也正是1990年代至今人们想要重新拾回的东西。”在李天纲看来，当下涌现的“国学热”、“儒学热”正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回归。然而，他仍然不愿意将朱维铮的学术根底称为“国学根底”。“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赶这个时髦，我更愿意称朱先生是中国古代史、中国的学术底子。”李天纲和姜鹏认为，1980年代之后逐渐涌现的传统文化热，正是源自朱维铮这样一批人的无怨无悔的坚守和孜孜以求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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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26年后，无人领取的胸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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