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后,无人领取的胸牌

作者: 来源:未知 2012-03-12 16:01:28 阅读 我要评论 直达商品

身正之范

1978年,朱维铮走出“文革”的政治漩涡,重返复旦。1979年进入复旦大学的李天纲在入学之后的第二年便得朱维铮授教。屈指算来,这段师徒情已延续32年。当被问及对朱维铮授课的印象时,他下意识寻找到的句子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朱老师开始为我们上课是在1980年。在此之前,我就听我77、78级的学长们说过,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但因为没有完全平反,尚不能为学生讲课。”不过,李天纲所谓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并不是说入学之初对朱维铮的只闻其名,而是另有渊源:“先生给我们讲史学史的课程,通常讲到唐代就结束了。他上课从来不照本宣科,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进展、学生的接受程度来选择上课内容。”

“作为老师,朱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表现在学术上,在学术上会关心学生,但在生活上则很少。他和学生的关系就是这样干干净净,很少有其他牵扯。“李天纲说道。

而对于朱维铮作为教师的点滴,也许因为时间相隔不远,姜鹏的记忆显得更为具体。“先生对学生的严格是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当面从不说好话,总是指出学生很多不足之处,但其实,他心里对学生是有一定衡量。在别人面前介绍自己的学生时,他却会说出学生的优点。这是朱先生的教育方法。”

大学者亲自为本科生授课是一些高等学府由来已久的传统,朱维铮则是这一传统的身体力行者。据姜鹏的回忆:“直到上个学期,朱维铮才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课。就在去年12月,刚刚在中山医院接受完治疗的朱维铮即于当月中旬重上讲台,为本科生授课。知道自己行动艰难,便提醒助手提前去接他。当时教室在三楼,他就这样一步步走上楼梯,到了教室坐下缓了很久。但一到上课时间,他依旧声音饱满地为学生授课。对于我们这些研究生,也几乎是每周都能够见到他。”

就在接受本报采访前,姜鹏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先生病危几天,反思自己这几年就像个贪玩的孩子,耽于艺文,忘乎大道。总以为有先生在,用不着自己操心。在先生最后的日子里,用整整两个晚上和我长谈。先生问我这几年做了些什么,做成了些什么,我语塞。先生说:‘很多年一直看着你,没说你。现在再要不说,恐怕来不及了。我是很伤心的,你知道吗?’老师对学生的拳拳期待于字里行间可见一斑。”

直言缘于自信与坚守

曾有学生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赠与朱维铮:“毒眼看世界,辣手著文章。”在学界,朱维铮的桀骜敢言几为人所共知。“我只是用历史来说历史,但许多人就是接受不了。”朱维铮曾这样表示。而李天纲则对朱维铮的直言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起话来的确直率,他完全是凭借一介书生学术上的自信。这种自信完全来自于学术上的坚守。他的有些批评虽然很激烈,但却不是无源之水。这也是他被很多人记住的地方。”

2008年5月9日,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元化逝世。当时,痛失好友的朱维铮写下悼词以寄哀思,行文中,他将王元化称为自己“罕觏的良师、忘年的畏友”。弹指一挥间,四年匆匆逝去,当年写下悼词的朱维铮也驾鹤西去,令人唏嘘。谈及朱维铮与王元化的友谊,姜鹏告诉本报:“两位老先生有很相似的地方,就是有话直说,一切用事实说话。”

从朱维铮自己所写的悼念文章和姜鹏的叙述中,两位老人之间清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清晰可辨。1983年,王元化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顿时门庭若市,朱维铮便不再登门。直至王元化三年任职期满,两位学者的“邦交”才恢复正常。“王先生在上海真正认可的学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朱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姜鹏说道。

2005年,当时帮助朱维铮搬家的姜鹏意外发现一封手札,内容为王元化向朱维铮推荐博士研究生。“信上的内容大致是:王先生发现了一个资质很好的学生,向朱先生推荐为博士,并嘱托好好培养。两位老人就是这样一种君子之交。”

界定 “大师”

“朱先生的研究虽然是中国古代史的底子,但他晚年对近代史,尤其是中西交流史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李天纲说,“朱先生认为原来对中国几个历史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正确。近代史的开端不应该从1840年开始,而应该前推到清末明初。那时的社会虽然属于专制统治的中世纪,但因为中国已经与外国有了交流,就应该被划归为近代。”

在李天纲看来,朱维铮对中国社会“自改革”线索的梳理很大程度上打通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他的看法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线索,在西方人到来之前,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改革。现在很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国的很多问题都归结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这是非常狭隘的。我们国家经历的‘文革’、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都不是外部原因造成的。”

生命的最后几年,朱维铮用了两三年帮助上海电视台制作100集的电视纪录片《大师》。这一系列的纪录片把1840年以来的重要文化人物进行了解读。对于大师,朱维铮曾给出这样的定义:“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

朱维铮去世之前,仍以病弱之躯修订曾于1995年出版的《音调未定的传统》。在此增补本中,朱维铮独辟“另说”部分解答“当下沸沸扬扬的‘大师’为何”、“谁可堪称中国文化的大师”,尤其对海内外热衷的大师,去伪存真。据姜鹏介绍,朱维铮临终前最后在做的工作就是修订这本书:“先生的写作非常严谨,每篇都是花了很多精力。这本书反映了他最后几年的很多想法。”

当此书增补本终于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却就此长眠。留下一页页密密麻麻的修改手稿,低诉史学大家的勤奋、严谨、博学与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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