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索赔。陷入绝境的《纽约时报》将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力挽狂澜，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批评官员的尺度》生动细致地回顾了新闻史上这一案例。
1 政治广告引发巨额赔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值美国民权运动时期，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下文简称金)，以“非暴力”为原则，策划反对种族主义的和平示威，引导民众积极争取平等、自由的权利，抵制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维护自身尊严。同情并支持金的人们，成立了“声援金和在南方争自由委员会”。
1960年3月29日，对金及其追随者而言，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六年前的这一天，美国最高法院就“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作出“种族隔离，违反宪法”的判决。因此，该日，金的支持者们在《纽约时报》策划刊出了一份政治宣传广告，《关注他们的呐喊》。该文指责官员们正采取非法手段破坏民权运动，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金，虐待示威人士，该文还呼吁为“声援金和在南方争自由委员会”捐款。但文中对事实有所夸大，比如增加了金被逮捕的次数、修改了虐待事件的具体细节。
政治宣传广告，在美国媒体上比较寻常。虽然这则广告并没有指名道姓，但还是激怒了地方政客。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局负责人沙利文，认为这则政治广告极容易让人把他与“违宪者”对号入座，故而起诉《纽约时报》犯有诽谤罪，要求赔偿50万美元。亚拉巴马州法院对案件进行初审，裁定《纽约时报》诽谤罪成立。蒙哥马利的其他市政专员以及亚拉巴马州长约翰·帕特森，也先后提起诽谤诉讼。
这意味着《纽约时报》将支付300万美元的赔偿金，彻底破产。其他媒体则闻风噤声，对民权事务的报道敬而远之。政客们由此成功地将诽谤诉讼，转化为挟制媒体的政治利器。《纽约时报》决定背水一战，把官司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2 批评官员是公民职责
《纽约时报》辩护律师，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赫伯特·韦克勒斯，他学识渊博、严谨睿智。韦克勒斯很快发现，《纽约时报》可以转换立场，不需抵死辩解自己没有构成诽谤，而是把矛头指向诽谤法。诽谤法，与那些压抑表达自由的法律，根本是一丘之貉，也就是说，它可以被认为是违反宪法的。
案件性质在韦克勒斯手上升级了，一个诽谤案件，被升至联邦宪法问题的高度。他选择的逻辑路径是，报道有误即构成诽谤，严重损伤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因为这样的裁定，将会遏制媒体和公民个体发表批评意见，导致他们因害怕出错，而自我抑制思想，无法保证公民自由参与公共事物的讨论。
与此同时，鉴于最高法院历来“尊重传统，不轻易打破陈规”，他找到的历史依据是，一百多年前的《防治煽动法》的记录。该法律制定于1798年，有效期至1801年，主要目的在于惩治丑化总统的言论。
《防治煽动法》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制定后，出现的第一部压制言论自由的法律。韦克勒斯认为，虽然当时法官没有认为《防治煽动法》违宪，但1801年，民主共和党成为执政党，杰弗逊为总统，这部法律的保护对象约翰·亚当斯反而被人民拒绝，则充分体现了民意，该法实质上被无声地宣判违宪。
韦克勒斯的另一理论依据，来自1917年出台的《反间谍法案》记录。该法案是美国的第二部压制言论的法律，意在严惩反战论调，因为当时美国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数百人因言论过激而被起诉。
温德尔·霍姆斯法官和路易斯·布兰代尔法官通过“艾布拉姆斯诉合众国案”，第一次正式用宪法第一修正案，来支持言论和出版自由，认为《反间谍法案》违宪，言者无罪，即便言论被确信是罪该万死，也不能轻易钳制，除非它们“迫在眉睫地威胁到立刻扰乱法律合法的和迫切的目的”。
韦克勒斯成功了。布伦南法官提交的法庭意见，完全肯定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价值：“我们认为本案违背了国家既已普遍确认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该不受阻碍、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这些讨论包括对政府和公职人员激烈苛刻，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快的尖锐抨击。”更有趣的是，《防治煽动法》在自动失效163年后，被宣布违宪。 上一页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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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纽约时报》的自由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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