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走马上任农业银行董事长不久的蒋超良有些低调。“我到农行不久,还在加紧学习研究,你们不要给我出太难的题目。”3月7日上午,蒋超良接受本报专访时笑称,但他对记者的问题并不回避,纵论宏观经济、银行业经营形势、“三农”金融服务,回应银行再融资、民间借贷、银行收费等热点问题,语带锋芒。
近年,一个令资本市场和业界头痛的问题是,中国银行业似乎陷入了“信贷扩张-资本不足-再融资”的怪圈。对于这个命题,蒋超良认为,解决之道是银行加大内源性资本的补充力度,同时转变高资本消耗的盈利模式,大力发展低资本消耗的业务。目前来看,农行还没有打开再融资的窗口,今年不会考虑增发。
针对社会公众关心的银行收费问题,蒋超良说:“我也痛恨乱收费。银行收费本来是正常的盈利来源,但是过头了,就是对社会的失信。”近期农行按照银监会的要求,清理减少了60多个收费项目,降低了一些项目的收费标准。
不良贷款反弹压力不大
《21世纪》:GDP“保八”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素来具有特殊意义,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GDP预期增长目标设定为7.5%。这对宏观经济走势,对银行业的经营环境有什么影响?
蒋超良:GDP增长目标适度调低,对宏观经济和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影响都是正面的。这说明了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克服GDP崇拜,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并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腾出时间和空间。
短期来看,由于GDP增速降低,可能导致一些项目贷款质量下行的压力加大。但是,对于银行业而言,如果经济结构长期得不到优化,发展方式不转变,银行迟早会付出代价,资产质量将来可能发生逆转。
《21世纪》:今年1-2月份,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增长相比去年同期明显放缓,这是什么原因?
蒋超良:受“早投放 早受益”经营理念的影响,银行倾向于在年初多投放贷款,这样全年都可以收利息,因而最近几年1-2月份的信贷增量都比较大。但是今年1-2月份,与往年有不可比因素。今年春节在1月份,往年春节一般在2月份,节日导致1月份有效工作日比往年要少,1月信贷投放自然要比往年少。
同时,有效信贷需求确实有所下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影响出口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我看到媒体分析说,贷款少增加是因为银行资金紧张,实际上跟这些关系不大,主要还是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不过,这是信贷投放逐步恢复常态的表现,是合理的。
《21世纪》:银监会今年的一个工作重点是督促各家银行做实贷款五级分类,加之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有人担心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可能出现反弹。
蒋超良:银行业是亲周期行业,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银行资产质量可能发生一些变化,盈利能力会有所降低,防控案件的压力会加大。但不良贷款反弹幅度不会特别大。
我们做了一个压力测试,GDP增速如果不低于7%,资产质量维持在现有水平没有问题。当然,结构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关注类贷款有可能上升,但是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不会有大幅度增加。关注类贷款可能会向下迁徙,但不至于马上逆转到损失类。
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没外界想象的那么严重,现在四大银行平台贷款的占比都很低。相当一部分平台贷款整改成了正常的公司类贷款,现金流完全可以覆盖,符合银行贷款要求,可以继续贷款。还有一部分,可以做一些制度安排,比如银监会说的展期,先付利息,期限展一展。
此外,今年中央还要代发地方债2500亿元,这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拓宽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地方政府都很重视当地的信用环境建设,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上态度都很积极。
《21世纪》:那么在您看来,中国银行业真正值得忧虑的是什么?
蒋超良:还是资产质量的问题,风险管理的问题,我们跟西方优秀的商业银行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一家银行必须经历完整经济周期的检验才能称得上好银行,中国银行业还没有经过逆周期的检验。在一个GDP年均增长10%左右的经济体,银行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往往暴露不出来。试想想,如果中国的银行业处在欧洲或者美国那样的经济环境里,GDP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情况可能不容乐观。
《21世纪》:您对存贷比的监管指标如何看?有些银行认为很不科学,应该取消。
蒋超良: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指标替代它之前,存贷比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有助于约束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
《21世纪》:这几年民间借贷非常活跃,也由此产生了很多有争议的案件,最近一位温州商会的负责人向央行提交了一份《民间借贷法》草拟案。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蒋超良:对民间借贷,我是一种开放的心态。首先,民间借贷古已有之,存在即有它的合理性。中国金融史表明,汉代就有民间借贷了,不是当前发展出来的新事物。
其次,民间借贷作为金融主渠道的一个补充,能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金融界跟自然界的生态一样,应该是多样化的,如果全是清一色的官办银行,没有民间的借贷机构,那金融生态是失衡的。所以民间借贷能够满足一部分需求,应该让它发挥作用。
最重要的是,必须对民间借贷的发展加以引导。首先要立法,现在民间借贷没有法律依据,容易造成很多的社会风险,最近出现很多案例,都是类似的问题。第二要加强引导,引导民间资本避开国家区域政策、产业政策、行业政策、信贷政策不允许的一些项目,了解哪些应支持,哪些要压缩。现在有些地方搞一些高污染或产能过剩的企业,在银行贷不到款,就搞民间借贷,这样风险就很大。第三,最好是尽快落实民间投资“新36条”,放开民间资本,发展民营银行。
破解“三农”金融难题
《21世纪》:农行前不久召开了“三农金融业务工作会议暨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扩大会议”,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准备如何扩大、深化?
蒋超良: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今年已扩大到12个省(区、市),新增黑龙江、河南、河北和安徽4个省份。三农金融事业部本质上是农行服务“三农”很好的一个制度安排,通过“六个单独”管理,即在资本管理、信贷管理、会计核算、资金平衡与运营、风险拨备与核销、考评激励与约束等六个方面,建立一套有别于城市业务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提升服务“三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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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银行不应单纯追求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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