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农行做“三农”金融服务，挑战究竟在哪些地方?
蒋超良：面临三大问题——成本高、风险大、商业难持续，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得围绕解决这三个问题来展开。
农民千家万户，贷款一般就3万-5万元，做这么一笔贷款，要到农民家里调查，还要组织农民组成联保小组，这一圈下来，人力物力耗费大，成本高。
说农户贷款风险大，不是说农民不讲信用，风险主要在“小生产”难以和“大市场”有效衔接，农民处在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在整个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再一个就是自然灾害，这个具有不可抗力。
农行必须要坚守服务“三农”的定位，同时农行又是一个上市公司，要追求市值最大化、股东回报最大化。
我们必须在降低成本、控制风险，追求商业可持续上，努力寻求一种平衡，探索一条出路。
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现在不能说完全突破了，只能说找到了一些可行的机制和办法。
比如，我们在农村地区布设自助机具、转账电话，加上我们的惠农卡，“三位一体”不仅提高了服务效率，也有效降低了成本。截至2011年底，惠农卡已经发放了将近1亿张。
《21世纪》：这个卡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
蒋超良：惠农卡是农行服务“三农”的重要载体，它是借记卡和贷记卡的结合体，可以归集各项惠农资金，比如新农保、新农合、粮食直补、农资补贴等。同时，惠农卡整合了农户小额贷款功能，农户一旦获得授信额度，就可使用惠农卡在网点或通过自助机具随时办理贷款、使用、还款等业务，无须到网点办理各种手续。这样就实现了农户小额贷款一次授信、循环使用、随借随还，显著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成本。
《21世纪》：农行IPO的时候，勾勒了县域业务的蓝海前景，给投资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这个潜在的优势发挥得如何了?
蒋超良：从长远来看，“三农”业务或者说县域业务是农行的增长潜力所在。从全世界来看，农业是最抗经济周期的一个产业，不管经济下滑还是金融危机，人总得吃饭，还有大量的产业需要农业提供原材料。
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行的县域金融业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我们现在是强农、惠农、富农“三箭齐发”，拓展服务“三农”空间，挖掘县域金融服务潜力。在强农方面，既要抓农业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围绕龙头企业，提供全产业链、全过程的金融服务;又要大力支持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工程和项目，如大型水利设施、农业基础设施。在惠农方面，主要是大力推进惠农卡发行和金穗惠农“村村通”工程，进一步做实惠农卡功能，依托农行的网点网络优势，扩大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在富农方面，主要就是农户贷款，我们积极探索“农行+合作社+农户”、“农行+龙头企业+农户”、“农行+担保公司+农户”、“农行+信用村+农户”等一系列创新方式，为广大农户增收致富提供支持。
对于“三农”金融服务，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提供小额农户贷款，这只是服务“三农”的一个方面。农行要在助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农行、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邮储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共同发挥作用。同时，我们希望国家进一步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清理收费项目
《21世纪》：当前银行业还有一个问题是公众普遍关心的，就是收费。发改委、银监会正准备在全国开展银行业收费的大检查。对此您有何看法?
蒋超良：我既是银行经营者，同时也是金融消费者，乱收费让人痛恨。银行收费本来是正常的盈利来源，但是过头了，就是对社会的失信。作为公众企业，同时还是窗口服务企业，银行的收费应该更加规范。
从农行来讲，首先是要调整经营文化，不要单纯追求高利润。
其实中国银行业的ROE、ROA水平在全球都比较领先，如果过分强调利润，对经营行为是一种扭曲，所以我们要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做一些调整。另外要加快利率市场化，因为资金的价格由市场决定。
我们希望处理好国家、股东、客户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比如，我们发行了近一亿张惠农卡，减免了很多收费项目，因此减少了不少收入，但外界可能并不清楚。
《21世纪》：农行有没有清理自己的收费项目?
蒋超良：近期，我们已经通过清理减少了60多个收费项目，还有一些项目降低了标准。
《21世纪》：近来社会普遍反映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较高，利润微薄，且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利润被银行巧取豪夺了。农行的贷款利率有多高?
蒋超良：总体算账，我们大概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了百分之十几，有的地方高一些，有的地方低一些，在银行业中我们是比较低的，比民间借贷更便宜很多。
到去年年底，中国银行业的平均净利差水平达到了2.7%，这在全球来讲不算是最高的。最高的是巴西8%，俄罗斯6%，印度4.3%。
今年不考虑增发
《21世纪》：中国银行业已经陷入一个“信贷扩张-资本不足-再融资”的怪圈，这个命题似乎还没有很好的答案。
蒋超良：其实，银行对再融资也非常头痛。为什么有的银行在股市表现不太好，并不是银行的经营业绩不好，主要还是再融资这把剑悬在半空中间，随时可能掉下来，所以投资者不敢问津。
要解决资本充足率的问题，首先还是内源性的资本补充，西方多数银行主要依赖内源性资本来补充。股东应该把他的长远利益、近期利益处理好，减少分红比例，让更多的分红留存作为资本金，这样能解决很多问题。
《21世纪》：不久前中央汇金公司宣布对控股银行的分红比例下调5%到35%了。这是否已经是底线了?
蒋超良：从银行和股东的长期利益出发，我认为还有下调的空间，这也是我的期待。
《21世纪》：那么农行今年有再融资的计划吗?
蒋超良：农行目前还没有打开再融资的窗口，至少今年不会考虑增发，次级债发行对市场影响不大。
《21世纪》：银行再融资的压力一定程度上也源于更高的监管指标。
蒋超良：这也是关于再融资我想说的第二点。我注意到尚福林主席有一个讲话，监管部门将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执行做一些技术上的修订，结合中国的国情做一些安排，缓解银行的资本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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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银行不应单纯追求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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