栉风沐雨五十载 辉煌科研强国梦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

文：陈颖 宋迪

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之年的倪光南院士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身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衫，戴了一副无框的厚片眼镜，精神矍铄，笑声爽朗，很是健谈。他没有专家的“严肃”，也没有名人的“气派”，在倪光南院士身上，更多的是一位学者的儒雅风范，一位前辈的和蔼可亲，办公桌后方的橱窗里密密麻麻地排放着各类书籍和荣誉证书与聘书。

1961年，倪光南毕业于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也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后的倪光南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在那一刻，倪光南在心中喊出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共同的心声：祖国，我们准备好了！

2011年，五十载风雨科研路，承载了倪光南的无数心血与梦想。他曾参与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计算机的研制。并曾担任中科院计算所公司（联想集团前身）和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主持开发的联想汉卡、联想系列微型机，分别于1988年和1992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信息社会蓬勃发展的今天，倪光南院士仍然密切关注着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他说：“我们应该充分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机遇，不仅仅是信息大国，还要争取成为信息强国。”

科研生涯的“第一站” 1964年，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大型通用数字电子管计算机119机研制成功，平均浮点运算速度每秒5万次。参加研制的科研人员约有250人，倪光南也位列其中，可以说这是他科研生涯的“第一站”。

1961年，以全5分的成绩毕业的倪光南进入了中科院计算所，被分到了第六研究室（外部设备室）。当时恰逢计算所正在全力投入吴几康先生领导的“119型计算机”的研制，是最需要人才的时候，所里为了研制“119型计算机”，专门设立了第八研究室，分为运算控制、存储器、外部设备、电源通风等几个组，倪光南也从六室调到了八室，参加外部设备调机。调机实行“四班三班倒”制度，每个组的人员按照分成三班，从早上8点开始，每8小时换一班，昼夜不停地进行调机工作。

在1959年到1961年，中国遭受了严峻的自然灾害，在研制“119型计算机”期间，中国的国力仍然没有恢复，因此当时科研人员的物质环境也相当艰苦，“一天一斤粮食，但是三班四班倒，一天有的时候要吃四顿饭，我们根本吃不饱。”倪光南院士回忆道，“晚上一般就吃些玉米糊，因为玉米糊容易吃饱。当时一些人在小腿上按一下就是一个坑，这是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

“虽然当时的条件相当艰苦，但是我们的信心非常充沛。”倪院士笑道，“所有人都有一个为国增光的信念，而且当时国家正在研制‘两弹一星’，我们这第一台自行设计的计算机也是要为‘两弹一星’服务的，有助于解决‘两弹一星’的一些重大计算问题，所以大家也感觉到身负很重的历史使命。”

由于倪光南表现突出，参加调机一两个月后，就当上了值班班长。在回忆当时遇到的困难时，倪光南院士还说道：“中国当时还没有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基本都是改行干计算机的。我是学无线电的，还有一些人是学电机的，学物理的，学数学的。所以一切都需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在1964年4月，119机交机，倪光南被评为计算所先进工作者和中科院北京地区先进工作者，成为所里小有名气的“业务尖子”。

倪光南院士还记得：“当时的119机由几千个真空管组成，耗电非常大，一个计算机加上供电、冷却设备等等，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这是现在难以想象的。”

1946年2月14日，世界上第一台现代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1955年10月退役后被保存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逊安学会。但是当年的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计算机并没有完整保存下来，倪光南院士至今仍然觉得非常可惜。

辉煌科研五十载中关村是北京的高科技中心，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被称为中国的“硅谷”。改革开放的创业初期，技术人才在中关村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关村的辉煌，离不开一批批科学工作者在技术创新上的研究与探索，他们把知识变成社会财富，为中关村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上演了一个个中关村技术立业的传奇。

联想汉卡、联想微机以及联想通信，是倪光南最得意的三项科研项目。倪光南在联想集团担任首任总工程师期间，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主持开发的联想汉卡、联想微机，分别于1988年和1992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而联想通信，虽然由于倪光南离开联想而不了了之，但是与联想同时起步的华为，在后来取得的成功，也证明了倪光南当时的科技决策是正确的、有远见的。

联想汉卡的成功是有机遇的，倪光南谈道：“当时中国有一个说法，因为汉字很难进入计算机，很难处理，所以就是说汉字会拖中国计算机发展、信息化发展的后腿。甚至有人认为要用拼音来替代汉字，这可是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大问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而且，1961年，倪光南在中科院计算所第六研究室的输入组工作，与汉字处理、汉字输入息息相关，身在这个岗位上，“我们理所当然应该这么做”。

当时第六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是王中田，他与一般党政干部的最大不同在于，对技术有着强烈的兴趣。他不满足于只是做党政领导工作，同时要求自己了解、精通具体业务。至今，倪光南仍然非常感谢他：“我们不只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朋友，他很支持我做一些创新工作，让我争取研究出新的输入技术。”可以说，联想汉卡的成功与王中田的支持密不可分。

从此以后，倪光南开始了研制计算机新输入技术的苦旅。他认为，要改进计算机输入，应该依靠计算机本身，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目标：计算机辅助汉字输入与用计算机识别文字。前者最终发展成为产业化的联想式汉字系统，后者则发展成为手写文字识别机，不过只停留在成果阶段。

1988年，由倪光南主持开发的联想汉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而此时，倪光南并没有来得及体会获奖的喜悦，便投入到联想微机的开发中，他领导的团队日以继夜地工作，设计出当时指标先进的联想286 微机，赶上了1989 年3 月在德国举办的CeBIT（世界上最大的信息及通信技术博览会），首次在国际市场上推出微机主板和扩展卡，1990 年，在国内推出了联想系列微机，1992 年和1993年分别推出中国第一台486 和586 微机。在倪光南主持下的联想微机开发部门，依靠自身的研发能力，使得联想的新产品在中国推出时间都超出在华的跨国公司半年左右。联想系列微型机于1992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可以说，在汉卡准备“落幕”时，联想微机“异军突起”，完成了联想汉卡到联想微机的产业与技术双重意义的华丽转身。当联想微机在国内领先时，倪光南又看到了计算机和通讯融合的历史机遇。为此，他立项开发联想程控交换机，使联想进入了通信领域，经过二年，罗争领导的联想程控交换机事业部就成为公司的第二大部，仅次于杨元庆领导的微机事业部。1994年7月，联想和华为同时拿到了程控交换机入网证，成为中国通讯领域的两匹“黑马”。但倪光南不当总工后，联想的程控交换机事业部没能继续做下去。而当时各种条件远不如联想程控交换机事业部的华为却坚持了下来，最终取得了成功。美国著名商业杂志《Fast Company》评选的2010年全球最具创新力公司50强中，华为位列第5。

在谈到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感受时，倪光南院士的回答质朴而感人：“获奖，不过是对已做的事给一个评价而已，重要的是以后的事。我汉卡获奖时在忙着在开发联想微机，联想微机获奖时又在忙着筹建联想通信。获奖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回顾，而是更多地想如何搞下一项研发。”

现在，虽然倪光南院士已经退居二线，但是仍然非常关心信息产业的发展，积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他感慨道：“新一代信息技术主要还是要靠年轻人，不像中医，大夫越老越好。不过我们有很多经验，我们还可以为一些企业、一些年轻人提供方向、方法上的帮助。”

中华文字统一操作系统平台倪光南院士作为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联想汉卡的主持开发者，对于中文信息处理的发展向来极为关注。

倪光南院士认为，互联网的兴起对中文信息处理提供了新的契机。现在，我国网民数量世界第一，互联网上的中文信息量越来越大。如果说，过去只有少数人关心中文信息处理的话，那么现在进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大量网民都要用中文信息，对于中文信息的搜索、翻译、交互、理解等等应用都有很大需求。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国家对这方面的工作还亟待加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5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8%，分布在全国50-60%的土地上。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这些语言文字与本民族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对于中国的统一稳定、和谐发展更是息息相关。

然而，近年来，西方一些组织、企业相继开发了一些具有中华文字功能的系统软件，挤占中国市场。而这些软件的核心技术我们并不掌握，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信息安全。我国还没有建立成自己的中华文字操作系统平台，各民族的信息化发展“各自为政”，缺乏统筹规划，难免导致低水平重复，标准不统一，资源无法共享，这也大大阻碍了民族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而且将扩大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数字鸿沟。

在这次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西北民族大学教授于洪志提出了在“核高基”专项中设立“中华文字统一操作系统平台”课题的建议。倪光南院士对此极为关注：“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如果要消除数字鸿沟，构建和谐社会，我国必须要开发统一的中文操作系统平台，这可以叫‘中国操作系统’。”倪光南院士强调在实施的过程中，“国家应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投入足够的财力人力，统筹规划项目。据估计，整个项目的70%是共性技术，这个应该统一来做，而对于真正涉及每个民族语言特性的部分就交给这一领域的专家来做，这样性价比最高。”

倪光南院士还认为，这一举措不仅仅具有社会效益，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中国13亿人口，4.57亿的网民，将来还会增长，这都是市场。”而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因为大量的技术都是共性技术，所以为每个民族语言开发的费用也不会太多。”

软件是信息社会的制高点多年前，倪光南院士便认为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即软件业）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产业。时至今日，这种信念仍然没有改变。“软件是信息社会的制高点。”这是倪光南院士对软件业的殷切期望，“国家把新一代信息技术排在了战略性信息产业的前位，这是极其正确的。”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实现软件业务收入13364亿元，同比增长31%，年均增长率约为36%，占电子信息产业的比重由 2001年的6%上升到18%。而在全球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中，所占份额由不足5%，上升到超过约15%。2010年，软件产业规模已经超过日本、印度和韩国，但是距离美国与欧盟仍然有很大距离。而2009年，我国软件人才总量便已超过印度。

“中国目前拥有最大的用户群体，根据科技部的统计，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也是世界第一，”倪光南院士认为，“中国目前有人才和市场两大优势，而且现在是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软件人员创新能力也很好，完全可以建立自主软件产业体系，而不是单单做离岸服务外包。”以软件产业较为发达的印度为例，软件业的主体是软件服务离岸外包，即接受以美国为主的外国的发包业务为主，它的内需市场所占比重很小。“而中国则不一样，中国软件业的最大特点是依靠内需市场的拉动。当然，也不是说不做离岸外包，而是说不能以它为主体。”倪光南院士说。

“中国完全有能力将软件业做到世界水平，但是还需政策方面的引导与重视。”倪光南院士以为。2010年，北京市强调经济转型，汽车业可能受到摇号的限制而萎缩，加上环境的要求，北京市现在把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是完全必要的。倪光南院士在做北京政府参事期间便极力建言，推动北京软件业的发展，“北京的软件人才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还是市场的集中地，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软件中心。”

“中国企业还是很努力的。”倪光南院士提出自己的想法，“中国的科技人员工资低，工作时间长，科技人才性价比是很高的。所以2008年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公司在本地的研发中心都出现了萎缩，但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却是成倍的增长。中国的比较优势不是只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方面，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更有比较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和人才优势。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软件业。”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发表演讲时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我们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倪光南院士认为，贯彻胡主席提出的战略，中国一定会迅速强盛起来。

2010年底，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签署命令，批准了俄联邦行政机构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将其信息系统转用自由软件的预算计划。俄政府的这个五年计划是借助行政命令将其信息系统从使用私有软件转换到使用自由软件。计划首先强调对联邦公务员的教育和培训，以期改变人们的观念和使用习惯。计划详细规定了在五年中需逐步实施的14项技术任务，从易到难，循序渐进，每一项都有明确的目标、实施期限和责任部门，操作性强。此外，还规定了财会等非技术方面的支持，并要求为下一个继续推广自由软件的计划制订新的俄政府命令草案，将它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贯彻下去。

“俄罗斯对软件业的支持力度就明显比中国要大，去年底，普金就签署了命令，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要将政府信息信息系统转用自由软件。”倪光南院士提到。

普金的命令中所指的自由软件是泛指与私有软件相对的、源代码开放、不需购买许可证的软件。在中国，它们被通称为开源软件；在欧盟，它们被通称为自由和开源软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Linux操作系统软件。

“俄罗斯的国产软件比较弱，所以就直接用开源软件，而中国的国产软件，包括本国企业的开源软件发行版都比他们强。我们的政策还是要鼓励自主创新，政府也要大力支持。比如政府正版软件采购，在2004年关于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的文件上写得很清楚，凡国内能够生产供应的，要采购使用国产软件。但是到了2010年，就不写这一条了，虽然我国《政府采购法》以及与WTO的关系都没有变化，但这样一来，某些地方软件正版化变成了软件进口化，八成以上采购经费落入外国跨国公司。”

“要知道，这是关系到信息安全的问题，国家安全基于信息安全，未来是信息战，不要动一兵一卒，就可决定胜负。”倪光南分析道，“中国可能也需要强制推行政府使用国产软件，政府和重要信息系统不能用外国的信息平台，要保障信息安全必须用自主可控的国产平台。而目前来看，这方面美国是处于垄断地位的，IT巨头如IBM、微软、苹果、谷歌等等都是美国的。”

从信息大国到信息强国倪光南院士在谈到过去一年信息产业方面的一些感受时说到：“现在信息产业的发展势头很好，信息产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柱之一，我们有着很多得天独厚的客观优势。我们有最多的科技人力资源，最兴旺的市场。我们应该充分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机遇，争取从一个信息大国发展到一个信息强国。”

“在认识到自己的优势的同时，还要有紧迫感。”倪光南院士认为，“这个机遇不能靠等待，必须自己努力争取。”

倪光南院士毕业至今，风雨兼程五十年，一直坚持走在信息产业这条道路上，对于现在的信息产业发展状况，他提到：“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三网融合等等都是现在新一代信息产业的热点，相当清楚地反映了现在的发展趋势。”

今年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未来重点扶持的对象，其中信息技术被确立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将被重点推进。

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接下来的五年中的发展方向，倪光南院士认为在信息领域，准确的方向是很难预测的，但是趋势还是可判断的，比如上面说到的几个趋势都是很明显的。“信息技术将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机会。我们要发挥后发优势，积极转变发展方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不断进行创新。”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瞄准信息产业，进行创业。倪光南院士传授了自己的经验：“一定要踏踏实实，不能急功近利。因为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优秀公司，往往都是十年磨一剑，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成功，像现在的百度、腾讯、阿里巴巴这些互联网公司，都是国际水平了，但是它们都经历过互联网的低谷，熬过来了。”对于像诸如facebook的一夜成功的创业案例，倪光南院士认为：“这恰恰说明了‘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必须得有准备，才能厚积薄发。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很重要，当然，商业模式是较新的概念，范围非常广泛，值得探索和创新。”

在问及这么多年为何坚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时，倪光南院士觉得这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他笑着回答：“我就是这一行里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业，总是有很多事情让你去不断认识它，它不是停止不动的，它是一个朝阳行业。而且我个人的兴趣也在此，这个行业也很有意义，不论对社会、对经济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