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这两天有点郁闷。6月初，他被炒鱿鱼了。他本在上海浦东一家电子元件加工厂工作，是有5年资历的老员工了。而他被炒鱿鱼的原因，竟是因为工厂给工人们加了工资。

　　加薪引发纠纷

　　“4月份，上海最低工资从960元涨到1120元，我们厂也加了薪，5月份我到手可以拿到1800多元。当时很高兴。但是，6月初就被辞工了。”朱海愤愤地说，“老板的意思是，我们工人工资太高了，他负担不起，得减人增效，于是我就被涮了，我们车间走了5个人，都是所谓的老弱病残。我都快50岁了，还能到哪儿找工作?”朱海长长叹了口气，很是悲凉。

　　记者找到了该公司的人事部门，一位姓霍的先生接了电话。他很客气，也对辞退朱海等人表示遗憾。但是，他说：“公司方面也是无可奈何，现在涨薪的压力很大，国家的政策我们必须不折不扣执行。所以，4月份，按照公司的薪级标准给各部门的人员都加了工资，幅度在10%-15%，员工反应良好。然而，我们是劳动密集的代工企业，薪资成本的压力极大，所以，我们也不得不最经济地用人。”末了，霍先生犹豫着用神秘的口吻告诉记者，他们老板已萌生意图往内地发展，那里用工成本低廉。

　　不过，朱海并不以为然，他觉得近几年公司的生产效率大有提高，利润也持续上升，给员工加点薪水完全不伤皮毛。“现在主要是农民工太多，我们还没有能力同老板坐下来谈判。”

　　其实，加薪也引发了资方的思考。当记者联系到上海台商协会理事郁诗礼的时候，他正在赶往常州的高速公路上。本来当天(6月15日)他是要回台湾过端午节的，但是，他在常州的一家服装厂发生一起工资纠纷，他不得不改变行程。“其实，这只是一个工人不满意自己的薪水，吵到了厂部。我不敢疏忽，千万不要出什么状况。上月，我们公司给员工普遍加了工资，有高有低，有人满意有人不满，这很正常。”郁诗礼有些无奈。

　　他认为，老板追利润，工人求涨薪，这都是追求“最大化”的合理要求，无可非议。关键是建立一个公正而常态的博弈与谈判平台。“我个人认为，大陆已进入劳动力成本面临全面重估的新时期，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已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无限供给转化为有限供给，这就需要谈判，大家要开诚布公。”

　　晚些时候，郁诗礼主动打电话给记者，说他公司的工资纠纷已解决：“大家都退一步，握手言和。”

　　迁厂多是“表演”

　　起于富士康，蔓延珠三角的涨薪潮，震幅其实传至更远，在多个省份纷纷上调最低工资的背景下，长三角自然也感受到了涨薪的震荡波。郁诗礼告诉记者，最近，他与在上海的一些台商和本地商人餐叙时，话题也不离“涨薪”二字。

　　“大家都很关心涨薪，我自己也是。最近几年，在工资问题上，我感觉到工人情绪波动特别厉害。”郁诗礼说。

　　现在应该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主动给工人适当加薪，是一些长三角厂商比较一致的看法。他们希望不要发生过激事件，让自己陷入被动，反为不美。此外，人性化的管理也为商人们所提及。“有些代工厂采用日本式的管理方法，这可能不太适合中国的文化。”一位台商告诉记者。

　　当然，也有迁厂的论调。一些沿海企业放出风声，因为承担不了涨薪的重负，要将企业迁往人力成本更低的内地或其他区域。郁诗礼对此说却并不认同。“这很大程度是一种表演，希望能对涨薪的趋势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迁移很困难，其一，迁移成本很高，其二，物流成本骤增，内地的物流成本要比沿海高出许多，还有，这些企业在当地已享受了税收优惠，迁移的话，就要吐出这些优惠。”

　　“我自己是不会迁厂的。”郁诗礼干脆说道。

　　经济发展模式已有转变迹象

　　“我觉得早就应该加薪了，不应该等到现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车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一直偏低，单从增长速度来看，劳动者薪酬的增长速度，低于国家整体财富的增长速度，也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低，这样的增速首先就是不合理的。”上一页 1 2 下一页单页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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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长三角涨薪连锁反应：迁厂多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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