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0年2月起，范德均曾因实名举报四川长虹而备受关注，但其后却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而被跨省刑拘，2011年9月9日，范德均一案开庭审理，本报记者调查发现，虽然一审已宣判，但由于此案所涉及的范德均旧案，言之审判终结仍为时尚早。

　　在被跨省刑拘一年零四个月后，备受关注的四川长虹财务“造假门”举报人范德均案，于9月9日在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法院开庭;9月15日，法院宣布一审判决结果——判处被告范德均有期徒刑10年。

　　当日，不仅在法庭上公诉方与律师辩论激烈，庭审从上午10点持续到晚上12点，时长14个小时，而且，该案也受到了法院方面高度重视，审判长、主审法官分别为高新区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长和一位庭长,庭审现场还有几十位听审人员。

　　而此次一审判决公布之后，透过范德均案本身争议，此案仍难言就此终结。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与此案关系密切的范德均十年前旧案是否重复评价，以及公诉人证据是否有效等问题，庭辩双方存在较大争议。

　　绵阳市高新区法院仅该案书记员对本报记者称，范德均如果不服一审判决，可以在10日内提起上诉。范德均的辩护律师——上海诺维律师事务所薛昌亦认为，该案存在着许多漏洞，并表示，在收到判决书后将继续上诉。

　　审判争议激烈

　　范德均案要追溯至2010年6月4日，当日，范德均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金额约2900万元的罪名被正式批捕。

　　此后，原定于今年3月2日开庭的该案，因诉方证据不齐推迟至9月9日开庭。一开始，辩方就申请合议庭整体回避，理由是绵阳高新区为四川长虹总部所在地，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但被审判长当庭驳回。

　　双方由此开始激烈的辩论。

　　根据《刑法》第205条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范德均若构成本罪必须具备两点要素：一、前提是没有货物购销;二、手段是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薛昌认为，范案不满足上述两要素的任何一点。

　　据公诉书，公诉方证明“没有真实交易”的逻辑是这样的：范德均及手下工作人员先把长虹公司彩电卖给终端零售商，然后再签订长虹与经销商邵东公司之间的合同，这样合同就是“虚假”的;因此基于这所谓“虚假”的合同开出的增值税发票，也是虚假的。

　　辩护人认为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首先，邵东是长虹的经销商，这是经过倪润峰签字同意的;根据合同约定，金信从邵东处购买长虹彩电后附随了一个义务，就是金信再授权给邵东代卖彩电。基于这一法律关系，金信公司向邵东开票，并指定邵东公司背书转让给长虹，完全合法有据。邵东委托湖南管委会(湖南销售部门)代理提货并直接向零售商销售长虹彩电。

　　“这就好比是A把一瓶饮料卖给B，B付了钱，但是最后让C来拿饮料，A便根据B的指示把饮料给了C，但买卖关系还是存在于A和B之间的，是典型的‘指示交付’，提货单等书证足以证明货物的真实交付，并不存在虚开发票的问题。”薛昌说。

　　公诉人还提出“中小散户付款在先，金信开具承兑汇票在后”，因此推导出交易是假的。薛昌称，根据书证，范德均已获得邵东公司委托，其据委托先行出售电视机，根据每次不同的数目再得到书面协议具体确认，金信再根据协议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先行买卖日后交割的方式是双方约定的，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证人未出庭作证

　　《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本案所有证人均未出庭，导致辩护人根本无法质证。”薛昌说，大量证人是2000年范德均职务侵占案中的证人，新证言中有侦查人员向证人出示十年前证言后，证人说“我看了以前的证言，现在我想起来了……”等内容。

　　薛昌提出，证人本身就是凭着对案件亲身经历的记忆才有资格作证，既然记不得了，那有什么作证资格?既然新证言只是重复十年前的话，那么直接把该案的卷宗搬到今天的法庭上做证据得了。公诉人对此的解释是任何事情过了十年记不得很正常，侦查人员是在唤起他们的回忆。

　　而且，这些证据的取证地点是在一个招待所，并不是在公安机关、证人家里和单位三处法律规定场所之一。

　　薛昌指出，这些证人多为四川长虹员工，这些证人几乎不可能做出对长虹不利的证言。

　　而在《刑事诉讼法》中，书证的效力优先于证人证言，两者相冲突时，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应采信书证。然而，在范德均案中大量对被告有利的书证却没有被采信。

　　公诉人对此解释称：“书证记载的不能证明实际操作，法人委托书不能证明委托关系，保证书不能体现真实情况，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是范德均草拟的也不能采信……”本案的大量证人证言都表示交易是发生在长虹和终端零售商之间的，合同是虚假的。

　　“没收到钱但是把增值税发票开出去了才称为虚假交易。而本案中，有一个铁的事实：开出去多少票，就收回了多少钱。而且开票对象和付钱对象是一致的。”薛昌称，公诉方并没有证据证明邵东、金信、零售商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但是辩方却有邵东公司经理唐和平去提取彩电的长沙、衡阳两地的提货单等书证，证明当时至少存在两单真实交易。

　　薛昌认为，范德均作为长虹公司一个外围销售点的负责人，根本无权接触到长虹公司的结算冲账流程。增值税发票是由长虹专门的结算中心在审查合同、冲账表、提货单、汇票等材料并经多个部门负责人签字后方能开具的，长虹在冲账表上审核签字的财会人员都没有承担责任，为什么却要范德均来承担虚开责任?

　　薛昌还提到，2001年邵阳公安局曾对唐和平进行司法调查，并对范德均作出了不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调查结论。在十年之后又以该罪名追责，是典型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冤假错案，他们会坚决提起上诉，并且将申请异地审理，在四川长虹势力范围之内，对于范德均的审判难以做到公平、公正。

　　本报记者多次致电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法院，该院多名人士均拒绝接受采访。仅该案书记员称，范德均如果不服一审判决，可以在10日内提起上诉。而四川长虹新闻发言人刘海中则对本报记者的提问不予作答，其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称，对该案(范德均案)并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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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范德均案一审：十年旧案重复评价惹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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