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的学生工小薇诉说:“我们在线有喷漆,还有擦模具的水,一碰到就痒,但是事先没有人和我们说。”然而,当问及岗位上是否配备合适的劳动保护装备,同学们却表示,口罩、面罩、耳塞、手套等劳保用品,一般都很难领到,一名在观澜富士康实习的同学抱怨说:“即使发放也都是一次性的,很难长期使用,工厂又不经常更换,都是应付上级检查时才发放新的。”在这种存在健康隐患的工作环境下,15.5%的学生工出现了身体不舒适的症状,主要包括:过度疲劳导致的头痛、长时间站立引起的脚疼、化学品引起的皮肤过敏、以及高强度劳动引起的手指肿痛、眼睛痛、肩痛、脖子痛等等。作为应受重点保护的未成年学生,却缺乏相应的安全生产保障,这是调研组所发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一些学生工表示曾见到苹果公司的人员来生产车间检查。来自山西的小郑说:“品牌商有时候会来检查,那时我们也像平时一样工作。”小梁说:“有时品牌公司也会来车间,但主要是检查产品,要求良品率达到99%。”由此可见,苹果公司对于富士康大量使用学生工的情况并非一无所知,只是他们对于产品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未成年学生工的关注。
综上所述,富士康在为苹果等品牌巨头代工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违法滥用学生工的情况,总结起来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
第一,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许多学生工的年龄都在18岁以下,本应受到《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教育部关于实习相关法规的保护。然而正如调查所展示的,这些未成年的学生工们无论在劳动时间、还是在工作环境、劳动强度方面,都与正式工人无异,这不仅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也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实质性的威胁。
第二,学生工保护缺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学生工们处于学生和工人双重身份的尴尬之中,富士康试图通过以劳动合同的方式合法化其使用学生工的行为,然而并不彻底,很多学生工仍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购买社会保险;而无论是实习协议还是劳动合同,学生们的知情权都被富士康和职业学校共同剥夺了,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所签订协定或者合同的内容。学生的工资也因为实习生身份而被打了折扣。
第三,实习流于形式,学生成廉价商品。我国的《职业教育法》以及相关法规对实习做了明确规定,学校组织实习需要专业对口,实习老师要对实习进行跟踪确保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然而调查却发现,学校在以实习名义将学生送进厂之后,绝大多数都撒手不管,有的职业学校即便是派了驻厂老师,也只是协助厂方进行管理,而对于工厂违法使用学生的情况却不管不问,完全没有尽到教书育人的职责,成为富士康“人训化”管理的帮凶。
由此可见,学生们名为实习,实则已沦为富士康的廉价劳动力,职业学校俨然沦为职业中介,而地方政府亦成其幕后推手。这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富士康的招募、管理和人力成本,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其弹性化的用工需求,职业学校亦从中牟利,而学生却将他们的青春消耗在一条条的流水线上,本来充满朝气的青年学子,成为暮气沉沉的“机械人”。
三、代工帝国的管理文化和工人的困境
富士康最大的工业园区——深圳龙华园区,在这个2.3平房公里的土地上顶峰时期聚集了超过30万工人,这片拥挤的土地上有工厂、宿舍、银行、医院、邮局、消防队及消防车、电视网路、教育学院、书店、足球场、篮球场、田径场、游泳池、超市和数家餐厅。但是,就是在这个被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首席执行官凡·希尔登所称“设施一流的”的厂区里,在令世人震惊的2010年。连跳.风波平息之后,还不时有员工自杀的消息传出。然而公众的同情和拷问总是要以工人的生命为代价才能得以表达,而这些年轻生命的逝去,却还要被心理专家们称为“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遭受冰冷的漠视,尽管这一粗鄙的论断由于忽略了年龄因素而备受批评。在“富士康帝国”这个严密、封闭、高压的社区内,我们需要探究自杀背后的结构性根源,而非将其简单归结为个体心理。每一个自杀都是他杀,而只有深入到富士康的生产管理体制内部,我们才能探查问题的真正原因所在。
历时近两年的调查发现,富士康并未向其所宣称的那样从根本上改善工人处境,在流水线上,工时仍然过长,产量仍然过高,工作仍然枯燥,工人仍然处在非人性的管理下,忍受着枯燥、无聊与无奈;正是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处境中,自杀的悲剧仍然持续上演。
层层加压的权力链条
2010年,富士康科技集团宣布将在中国大陆雇佣超过100万的员工。自富士康集团之下,设有包括事业群、事业处、BU(Business Unit)、部或者课以及生产线在内的整个生产体系,以及包括中央人资、中央安全、中央宿管等在内的行政后勤支援系统。
在这个庞大金字塔帝国的顶端,是集团总裁郭台铭,自总裁以下,则形成了一个最多达12级的权力结构体系,如下图所示:而生产线的工人,则正处于这个权力金字塔的底端,来自高层的行政指令层层下达,不容有质疑的余地,下级只能无条件地完成,并最终变成产线工人每天高强度的机械重复动作和层层加码的产量要求。

作为苹果等品牌厂商的代工厂,富士康帝国的更上层则是以苹果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巨头。一款新产品从订单下达到出货往往只有短短数月时间,苹果产品的热销最终变成富士康一线工人拼命加班和昼夜不息的劳作。而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则意味着富士康要不断地更新生产设备,工人们则要准备新一轮的疯狂加班,如此循环不止。
资本剥削的全球链条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权力链条,而中国工人则处于这个权力链条的底端,来自苹果们的压力经过富士康庞大的官僚系统的层层传递,最终成为强加于一线工人身上不容置疑的命令和任务,只能服从,不能抗争。跨国资本的逐利性造就了富士康帝国内部非人性化的隐秘的生产空间与极为弱势的的工人。
生产强度与工作压力
在富士康,“产能至上”是生产管理的核心特征之一。为了对生产体系进行集中化控制,富士康设置了11个事业群。各个事业群独立运作,下面又分为5个级别的架构:事业群-事业处-事业单位(Business Unit)-部/课-生产线。具体的生产任务均被分配到生产线上,生产线上的工人则被要求以“最佳速度”来提升产量和缩短交货时间。这一系列的要求均通过严格的管理方式和评价基准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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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高校调研组发布富士康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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