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法律不是管不了只是维权成本高

但网络暴力并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受害人想找到数量庞大的侵权者非常困难。即使找到了侵权人，《民法通则》只是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只有造成精神侵害才有少额赔偿。对被害人来讲，维权成本很高。

现实与网络，距离几何？

有时候，很近。一条微博，可以为需要急救的人“开道”，几个小时就能为穷困的孩子筹到善款，爱心接力一棒接一棒地传递着正能量。

有时候，又很远。网上可以有掘地三尺的人肉搜索，无凭无据的猜疑指控，花样百出地侮辱诋毁，却不需要有“言责自负”的顾虑。

当网络暴力走向现实，谁能扼住它的脖子？

传统媒体的公信力能起多大作用

今年1月15日，麦田发文质疑韩寒，称其文章很可能由路金波代笔。虽然麦田之后不久即道歉并退出论战，但方舟子接棒质疑，与韩寒展开隔空“骂战”，双方粉丝各组“辩友团”呐喊助威，战况空前。

本来应该是当事人之间的质疑与回应，后来发展成为各自粉丝的站队和攻击，这几乎成了网络大战的必有项目。

今年3月初，演员赵文卓被《特殊身份》剧组指“耍大牌罢拍”，拖延剧组进度，进而解除合约。赵文卓接受采访时则称，甄子丹是“戏霸”，自己实际是对方转移责任的牺牲品。接下来，双方对错在网上以粉丝间“混战”进行得如火如荼。

“网络传播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话语场’。这个场是一个没有多少人关心事实、没几个人愿意核实真假的浮躁语境。”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栾轶玫表示，网络的匿名属性使得它鼓励了群体这个“无名氏”提供一个发泄及抒发的平台。

当微博用户数量超过3亿的时候，网民的聚合性和参与性远超博客等媒介。栾轶玫表示，互联网形成了一个“情绪与舆论的集散地”，它能很快地点燃情绪，传递情绪，放大情绪，激化情绪。

“他们有一腔道德义愤和很容易被激起的正义冲动，更习惯于作道德判断而非追问真假，情绪很容易被炒作的‘魔弹’所击中并操纵，易于被人编造的故事和场景所迷惑。”栾轶玫说。

当情绪可以“无障碍”表达的时候，理性显得徒劳无力，所谓监管也成了难题。

“传统媒体‘新媒体化’是进行网络舆论平衡、实现有力引导的一个非常棒的做法。”栾轶玫说，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平台”成功迁移了其“母体”——传统媒体多年累积的“公信力”财富，从理论上讲，这使得它应该更具有“先天优势”。

遗憾的是，现实中，传统媒体往往困于媒介体制、媒体领导者的理念、资金和人才等多方面原因，其“新媒体化”的道路往往走得十分艰辛，其“新媒体化”后的媒介产品往往缺乏市场竞争力，在新媒体领域影响力相对较弱。

在这一情形下，即使它母体原有的“公信力”再强，它的“新媒体”鲜有人使用时，其母体“公信力”也很难发生作用，因此想借传统媒体“新媒体化”后来实现舆论引导就变得比较困难起来。

“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栾轶玫说。

公布个人信息和侵犯隐私的不同

网络时代，人肉搜索已经不是新鲜词语。

2008年，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从发表“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的不当言论开始，一步步被“人肉”出抽天价烟，戴名表。随后，周久耕以涉嫌受贿罪被起诉。

这次“人肉搜索”被视为“网络反腐”的胜利，被很多支持者津津乐道。

于亿万人中找到某个特定的人并“解剖”他，已经不是难事。一个车牌，一张照片，一个电话号码，一句话，一篇日记……诸如此类的蛛丝马迹，经过不断拼接、组合、加工，“食材”越来越多，菜色越来越丰富，一顿豪华的“信息大餐”就此烹得。

只是，这顿大餐不能随便享用。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网络信息搜集方式本身具有“价值中立性”，它既可以被用作合法、正当目的，也可以被用作非法目的。

刘德良认为，目前的人肉搜索面临的问题是，网民在评价被搜索者的过程中言语过激或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犯被搜索者的名誉权。上一页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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