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一位保姆因为雇主拖欠工钱，“偷盗”其价值6.8万元的手机，一审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事件引发外界热议。郑州市中院日前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所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主要有三点：一是被告人对所盗窃的手机价值是否存在重大认识错误问题，一审未充分调查、质证；二是涉案手机的价值鉴定问题，一审未充分质证；三是对被告人是否构成自首问题，一审未充分调查质证。所以，依法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7月2日《大河报》)

　　保姆盗窃雇主财物的报道时有所闻，因被盗财产价值昂贵而受到刑罚，也不是新鲜事，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发回重审更是法院审理的正常程序，通常不会引起公众关注。但这个案子恰恰相反，从一审结果到二审裁决，都引发舆论争议，其中应有值得各方反思之处。

　　那个手机，雇主说是被盗，保姆说是“私藏”，就事论事，法官可以存而不论，因为法律事实不能由犯罪嫌疑人自我界定。但本案的由头不能不予以考虑。据保姆说，她是因为雇主拖欠工资，心怀不满而出此下策。对于保姆的不满，雇主太太是知道的，但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从法律上说，拖欠工资和 “私藏”财物有所联系，但不能放在一块谈，这一点检察官说得很明白，“欠钱和偷手机是两个法律关系”。但在公众看来，一个人挨骂之后打人，与无缘无故打人，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先有保姆被欠款，后有“私藏”，即便确为偷盗，拖欠工资的雇主也并非全无责任。但在那位检察官口中，“欠款一事，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之前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她都没提过这事”。到底是没提过，还是司法机关没有在意？至于有没有证据，问下雇主，马上就可以知道。如果确有其事，虽然两者不能相抵，但“私藏”的可能性有所增加，适度减刑或许值得纳入考虑，让一个事出有因的初犯之人，入狱10年，于法于理于情都有点说不过去。 《京华时报》日前也报道，某杂志社的执行社长胡某以招聘为名强奸女孩，主审法官尚且念其初犯，从轻判处有期徒刑7年。两相对比，公众难免会对量刑尺度感到疑惑，对此又该如何解释周全？

　　保姆即使罪有应得，该判10年，但按照“罪行相当”的原则，刑期的确定也需取决于失窃财物的价值。从二审法院的判决来看，恰恰在这个量刑重要证据上，一审法官只听了雇主的报价，未经质证。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雇主有义务证明手机价值，法庭有责任核实，之后才能量刑，怎么可以在重要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况下，就确定了刑期？如果雇主说值100万元，法官就要判保姆无期徒刑不成？负责案件一审的检察官和法官难道没想过，未经质证就采纳雇主关于手机价值的说法，会不会被外界质疑为 “偏袒有产的雇主，而对弱势的保姆不公”？

　　本来没有任何不正常的二审发回重审，放在舆论强烈反弹的背景下，就容易造成公众误解：一审法院不够公正，只有通过媒体质疑，才有可能在法律体系内部获得纠正。舆论监督既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舆论比法律更积极，媒体的形象比法院更高大，恐怕并不是一种合理的局面，毕竟，任何社会不可能让媒体来取代法律行使维护公平正义的常态职能。法律以“天平”为标志，司法机构必须守住自己的职责，才能确保法律的权威和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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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保姆偷手机获刑十年”考问司法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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