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中国新闻出版报社完成整体转制，挂牌成立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当天，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接受专访时表示，全国5000多家非时政报刊年内将全面展开转企改制，中央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即将下发。
与此呼应的是，在辽宁、河北等地试行两年的报刊质量评估和报刊退出机制，也将随之展开。非时政报刊如何改制、难点在何处，引起各界的关注。
改制背景
生存压力巨大
2003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启动试点。至今有的正在改制中，有的还在“静观其变”。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计，截至今年2月完成转企改制的非时政类报刊为1251家，约占总量1/6。
“已经改制的，多数都是因为遇到了难题，比如没有财政拨款，不得不改。一直没改的，只要能在事业身份下活下去，就会坚持。”传媒学者展江分析认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认为，当年这些报刊被迫改制，可以说是抓住了“最佳窗口期”，轻装上阵。如今，报刊正受到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这时要求“事业编媒体”与“母体”脱离、“断奶”，失去财政来源，将会面临“人员身份转换成本”、“适应市场机制的重建成本”这两道“坎”。
人员身份转换成本大
改制须还完人事“欠账”
喻国明所说的人员身份转换成本，《中国电力报》因改制早，幸运“躲”过，归属国家电力公司时，报社已开始企业化管理，员工上了“三险一金”。而《机电商报》从2003年提缴转制申请起，报社就开始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分期分批为全体员工缴纳社保，直到2007年，这笔“欠账”才还清。
“难主要难在利益。”刘泽林说，为抚平从事业编到企业编的身份“落差”，使企业编的退休金跟原事业编时持平，他绞尽了脑汁。比如说“退而不休”，返聘退休职工弥补改制后减少的收入；企业年金制，也就是补充养老保险，按月工资的4%-8%预存，退休后统一发放。
跟《机电商报》一样，《中国电力报》新用工制度也为老员工做了特殊设计：社龄工资制，即按工龄长短计算，平均每人每年在6000元上下，一直发到退休为止。
但是，对于更多的“事业编”报刊而言，不仅经营能力欠缺，而且没有家底。谁来承担人员身份的转换成本？这个问题让人担忧。按较低标准测算，假设一个事业编员工未来5-10年退休，月养老金4000元，那么，一个转制人员的“预存”养老金费用，一年就达4.8万元，领取20年就是96万元。如果所在单位事业编共计50人，则需支付的人员身份转换成本高达4800万元。
市场重建步履维艰
并购风险较大
“尽管许多报刊已经进行企业法人登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刊并购依然难以突破。”出版人杨赣表示，“竞争逼着各个报纸做大做强，现在报纸广告的价格上不去，一旦有个盈利点大家就一哄而上，利润已经摊得很薄了，现在盈利一方面靠规模取胜，另一方面为降低成本不得不对版面进行缩减。这样一来，即便转制成为企业，没有良好的盈利模式，报刊在转企改制后依旧很差钱。”
为何转企改制后的报刊企业不像出版社一样，展开并购来拓展媒体链条或开拓地方市场扩大盈利规模呢？
“并购地方媒体我们也谈过，但是你要收购地方上的媒体，地方省委宣传部也不干啊，要么出个高价，要么到地方设立子机构，但这样成本和风险都很大。”《中国证券报》社长兼总编辑林晨曾表示。
“我要去收购，如果我们企业化了，他没有企业化，我们就无法对接，怎么收购？价格如何定？主管主办方是否放手？”吴海民抛出一连串的问题，他说，“真正大的并购得以实现，需要整个媒体资源的社会化，从而改变部门办报的格局，公司化是收购的前提”。
刊号资源紧缺
从事业单位《机电商报》转身为卓众出版公司，《机电商报》也用了整整四年时间，依托此前在汽车领域建立的品牌效应，现已形成16刊1报4网的格局，主营业务收入已近2亿元。可刘泽林遇到了新的难题。
“刊号紧缺，始终是我们的瓶颈”。转制之初，刘泽林曾计划创办、兼并重组40份到50份科技期刊，可这个计划步履艰难。
这样的困境也同样摆在白俭成面前。按建设现代传媒企业的发展目标，现有的报、刊、网资源格局，对其扩张需求来说，杯水车薪。“主动提出转企改制，除了来源于生存的压力，如今面对的是发展的动力。”
■专家建议
“民资介入新闻出版业”
专家认为，民资可为非时政报刊注入转制动力
“政策面很明确，必须转；市场面很直接，转过来就有风险。留给非时政报刊的，就剩制度层面。”在喻国明看来，即将出台的转企改制指导文件《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应该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大胆尝试，“比如可以引进民营资本等等，给非时政报刊注入转制动力和转制激情。”
“现在的市场竞争压力，决定了非时政报刊的转制成本很高。转制本身不能带来福利，那么现在没有福利，未来会不会有福利？只有风险、没有福利的转制，怎么推动？”喻国明认为，鼓励民营资本介入，还可以帮助非时政类报刊度过人员身份转换、重建市场体制这两道难关。
其实，这正在主管部门的考虑之中。5月19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司长范卫平做客人民网时说，“怎么样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进入新闻出版行业，使他们也成为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的重要力量，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
不只是非公有制介入传媒业，中国行业报协会副会长、《中国经营报》总编辑李佩钰认为，“越来越多的市场化政策行将出台，中国传媒业的大时代即将到来。”“一些受众过窄、过于依赖财政拨款的报刊，极有可能退出，可与此同时，报刊资源也将向优势媒体转移，大型传媒集团也在形成。”
目前，上海、深圳、成都、沈阳、安徽等地均已成立文化产权交易机构，本年内，北京也有望成立中国文化产权交易所。李佩钰说，与部分非时政报刊艰难转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文化产权交易所的助推下，文化物权、债权、股权、版权、知识产权，全部都成为交易对象，而各地新建的传媒集团，又多将上市作为第一目标，文化与资本配置的大势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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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非时政报刊 改制难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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