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民：没有内容做支撑的影响力是不可持续的，是空中楼阁。我们认为《京华时报》在影响力上，当然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品牌也在发力，整个经营也在发力，但是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一定要在内容建设上下大功夫。内容建设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是有影响的新闻报道，第二个是评论，第三个舆论监督，第四个主题策划。我认为影响力主要在这四个方面。先说报道，要在高质量的新闻报道上，我在这里讲到高质量是指媒体的报道，它是影响社会的日常手段，也是构成媒体影响力的基本材料。媒体影响力如果是一个大厦的话，它就是由日常新闻报道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续不断的新闻报道所产生的持续的，不断的影响，它在累积着，加强着媒体的影响力。当然，我们也很清楚，并不是所有的报道都能产生影响，很多报道可能还会削弱影响，比如说那些平庸的报道多了，这个媒体就跟着平庸了，比那些低劣的报道多了，这个媒体也可能低劣了。
在这个时代，由于网络的迅猛发展，媒体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缺信息的时候了，你随便弄一条消息就受到欢迎吗，未必是这样，因为大家缺少不是信息，信息泛滥了，爆炸了，甚至过剩了，这个时候，能够产生广泛深刻影响的，我认为主要是两种报道，一种就是独家报道，一种就是深度报道。独家报道为什么有影响呢？因为是首先发布的，它可以做到先声夺人，它是后来信息不断扩散放大的总源头。以后不管多少人转载，多少人放大，它都在扩散着你的影响力，因为你是源头。这是毫无疑问的。还有一个是深度报道，这种深度报道由于能切中时代发展的脉搏，能够直击公众关注的焦点，敢于触碰社会发展的难点，容易在公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从而能扩大你内心的影响力。更多的情况下，在今天，影响力是从这些报道中形成的。这些深度报道反映出一个媒体的新闻敏感度，反映你对事件驾驭的能力，它反映出你鲜明的立场，同时反映出你的品格。这种影响力会不断地放大。
第二个方面，影响力要在观点鲜明的评论上下工夫。刚才提到《京华时报》的评论，确实这几年来下了大的力气，我们认为这是《京华时报》这两三年来改版最重要的一步，因为《京华时报》在过去初创办前几年是不说话的，甚至是连创刊词都没有的一份报纸，就只讲事，不说话。那个时候是行得通的，因为那时候大家还缺少信息，现在大家不缺少信息，缺少的是观点。这个时候你再不说话，就是一个哑巴。我们从2008年年底持续改版时就提出来评论是媒体高高举起的一个旗帜，是媒体向周围世界发出的声音，那么他也是媒体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思想高地。在今天资讯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受众所缺少的已经不是信息，而是对信息的选择、理解、分辨、消化。这些消化需要观点来指引，特别需要评论。而且信息接受得越多，就越是需要评论，同时今天又是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众说纷纭，读者也需要在杂乱的噪音中，分辨出那些主流的声音，分辨出那些最令人信服的权威观点，这些就是时代的强音。《京华时报》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正是基于这么一个认识，我们花了两到三年的时间，现在构筑了《京华时报》完整的评论体系，同时构筑了京华时评这个观点高地，一个高地，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时事评论，财经评论，文娱评论，教育评论，包括各个专业领域的评论，比如房产、汽车、健康领域的，旅游等等，在各方面都在发声，体育也在发声，这样一个体系已经构成了。再一个特别是构筑了京华时评这个品牌观点高地，从不说话的报纸，到天天要说话，而且要敢说话，说真话，也要会说话。有很多重大的问题，北京的，全国的，乃至世界的问题，我们都发声，这块的例子很多了，比如关于北京的地铁禁报令，连续发九评、十评，比如关于废除强拆，我们连续发五篇评论，关于上海大火发了多次评论。最近几期评论，大家印象也很深等等。特别是在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兄弟媒体觉得不好讲话，不知道该怎么讲话的时候，《京华时报》及时地发出了评论。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新疆“七五”事件出来以后，这个太突然了，而且太重大了，背景又太复杂了，这个时候要不要发篇评论？第二天全国的媒体只有三家发评论了，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有《京华时报》发了。三篇评论，《京华时报》的评论最好，标题也非常醒目，“稳定是福，动乱是祸”，直截了当，旗帜鲜明。我听人大新闻学院的老师给我讲，现在我们的很多评论已经成为人大新闻系评论课的范文。在北京我遇到各层次的读者，特别是高层次的读者，他们现在是每天必读京华的第二版。
周晓鹏：读者已经形成阅读习惯了，或者有阅读的预期在里面。就像您说的，现在在做网络媒体我感觉到，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越来越多样化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除了每天看发生了什么事之外，还是有很多人更想了解这个声音意味着什么，对我代表什么，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怎么去看这个事，这些成为很多读者的需求。从这种意义上讲，评论的份量，观点性内容的提供就变成很重要的课题。
吴海民：对。评论是媒体影响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能够从思想上左右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和判断，而且由于这些评论所代表的是媒体机构的立场、观点，就更能够形成影响力。同样是一篇评论，讲了这么一个观点，如果你从个人博客当中发出的，当然有些意见领袖也很有影响，但他毕竟是个人意见。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这个观点是京华时报讲的，代表一个新闻机构的立场，它就更有力量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评论上不遗余力在做，而且下一步还要再加强。比如说财经评论，我们现在是每天在财经版头版做一个资本论，每周有一个评论专版，下一步就是每天有一个评论专版，财经评论要做评论专版，让各种观点在《京华时报》的各个版都能够散发出来。
影响力第三个方面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这个问题稍微敏感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媒体的力量对社会，对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及其他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进行主动干预，促使他们沿着法治的轨道和公共准则运作的一种特有的权利，这是媒体特有的权利，也是扩大媒体影响力的利器。我们现在的监督应该说也是一个体系，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等，这是一个监督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舆论监督是不可或缺的，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舆论监督有它特殊的办法，比如说它特有的公开曝光，公开批评这种方式，能够产生很强的影响力，甚至是一种震慑力。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媒体都不能放弃这个批判的武器。如果一个媒体放弃了舆论监督，缺乏批评精神，失去报道中和评论中应有的锋芒，那就很难谈得上影响力了。在这个问题上，《京华时报》是非常坚定的，是一贯的。昨天我们在审片，就是《京华时报》十年的视频，我们自己制作的，这个视频回溯了《京华时报》的创刊号，创刊号的头版头条是什么？就是舆论监督，密云水荒问题，在当时是北京各个媒体都不敢报的题材，但是又影响到整个北京市民的生活用水，所以《京华时报》创刊号第一篇报道，第一个头条就是舆论监督，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们觉得应该代表市民，应该反映他们的呼声，关心和维护他们的利益，应该替他们说话，对不公正的事情，我就是要打抱不平，对错的事情，我敢于讲，让你改正。刚才我讲评论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九评地铁禁报令，那是非常典型的，我认为这是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我曾经想让评论部把报道的整个过程写出来，这是非常有趣的。北京市一道禁令，不允许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卖报纸，这种事情固然有它的理由，就是交通拥挤，影响秩序。但是地铁本来是公共场所，也是一个文化场所，你走遍世界，哪个国家地铁不卖报呢？我到日本去，大家都坐在那里看书看报，到欧洲去更是这样。欧洲这么多年来，报业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地铁报。你说在中国的首都不让卖报，这个事情我认为明显是错的。问题是你要是真的为了维护安全、缓解拥挤，咱们也能理解，问题是它还留了尾巴，即只允许一个报纸卖，就是娱乐信报，这就不公平了，如果说这份报纸与北京市没有关系，也行，但是恰恰这份报纸和自己有利益关系，这就太失公平了。所以《京华时报》在这些问题上，不管你是哪个高层做的决策，坚决要进行监督。所以当时我们派出记者到现场，进行了详细地调查和报道，同时发评论，九评，一直评到你收回成命为止。从第一天起就把九评的题目都拟订好了，我当时估计九评能解决问题，事实就是这么巧，当第九评出来的当天下午，北京市紧急开会，废除了这道禁令。我认为这就是舆论监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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