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代签字权放开的规则措施实际上比预期晚了近一个月。”早在2012年3月,接近证券业协会的知情人士便向记者透露,按证监会最初构想,保代签字权是想全面放开,不进行限制,同时加强监管保代项目。但因改革的力度过大,对行业冲击过大而作罢。
“限制的初衷是希望保代能集中精力尽职做好一个项目,但这种做法,不仅没达到最初的监管目的,反而使签字权成为奇货可居的‘资产’”。上述知情人士感叹道。
保代一直是投行争抢的对象。
“无论保代执业水平多高,多一个保代,对于投行而言,就意味着多了4个项目的签字权。”该知情人士表示。
一直以来,保代行业中“签字权”的秘密,几乎不被外界了解。
“过去数年,监管层的一些研究人员在进行摸底和调查中,曾发现数起‘代签’事件。”上述接近证券业协会的知情人士透露。
所谓“代签”,便是在IPO项目保荐书上签字的保荐人,并非该项目的真正保荐人士,甚至与该项目没有一点关系。
“因为有签字权的限制,一些保荐人已经用完自己的签字权,于是券商便会内部调节,让还有签字权的保荐人代签,整个保荐工作还是由原保荐人负责。而签字者便会为应付监管层的审核,在上会前几日,拿着一大堆该项目的材料恶补。”上述知情人透露,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经常使IPO的风险被放大,签字的保荐人实际完全未参与,对项目的熟悉度都是靠临时突击,“这种做法,不但规避了签字权的限制,也使长期没有项目的保荐人免于按规定受到处罚而被取消资格,对于有多个项目的保荐人而言,更乐于选择‘多劳多得’。”
财富、良知与健康的取舍,对于保代而言,有时是迫于“熊掌”与“鱼”的选择,但有时也常归咎于“身在江湖不由己”的屈从与“情非得以”的两难。
“但如今,身不由己的打工者,忘却了生活和身体。一种无能为力的宿命感。”2012年3月12日凌晨1点55分,郭熙敏熬夜加班时在微博上一声叹息。
“许多IPO和重组项目,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有难度,也知道其不可为,但没办法,必须冒险硬着头皮上。”2012年7月底,新大地IPO项目涉嫌上市造假东窗事发,相关中介将被追究责任时,一位沪上资深保代人士向记者就此感叹。
创业板令人震惊的造富效应刺激着创业者的神经,各公司上市的渴望或许从来没有如此强烈。
“有些项目是投行高层分配的任务,拟上市公司的老板往往与投行高层多少沾亲带故,投行高层会以硬命令的规定,让保荐人想法助其过会上市,对于保代而言就别无选择,即使知道这个公司存在诸多问题,但也必须要配合公司方面去进行‘调节’甚至帮助公司造假。”上述资深保代感叹道,但如果公司在上市过程中被查处,保代必有连带负责。
另一些项目更因涉及券商所在的地方政府利益或“政治任务”,也不得不让保代们“迫不得已”涉险。
2011年,西南某项目计划上市融资,但奇怪的是,该项目保荐方并非所在地券商,而是选择了某南方券商。
据记者了解,该融资项目由时任当地政府一把手主管,该项目进行之初,保荐方也曾圈定为当地券商,但该券商考察后发现项目存在诸多问题,便通过当地人脉关系请辞。此后,该融资项目便以“政治任务”的手段强压给某南方券商。
“我们也没办法,上面下来死命令,我必须承接,至于结果如何,只能听天由命了。”斯时,该项目主办保荐人士不止一次向记者叹息。
耗时近一年的规整后,2011年底,该项目还是退出了上市程序。
“这算是最好结果了,一开始结果就已被预期了,这是我们作为项目保荐方无法左右的。”该保荐人向记者回忆道,“能说自己亏吗?身在江湖不由己吧,只能说把这也当成一次经验总结。”
一个保荐项目的周期相当长,从券商开始入场到上市,一般要3-4年。许多项目即使该券商介入时间较长,但临到报会前,又会有许多“不可阻”的内幕因素,临门更换保荐方。
“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许多都是由当地政府主导换将,有政府支持的券商很容易便攫取前任机构入场规整多时的成果。”上述资深保代人士感叹道。
保代行业有其无奈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正如任何行业一样,都有多面性。
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完善,之前被认为集财富、诱惑于一身的保代行业,也将随着监管力度加大愈加规范,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还想依然如往昔般一味追求富豪之梦,那么面对“刀口舔血、枪尖跳舞”式的风险,该如何抉择财富、良知与健康?答案或许是保代们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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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Wind统计显示,截至目前,2012年已公布保荐及承销费用的108个IPO合计费用达41.5亿元,平均每个IPO项目的费用为3800万元。其中,支付给每个项目保荐代表人的费用,占了相当一部分。 据了解,保荐代表人的收入基本由>>>详细阅读
本文标题:“刀口舔血”的保代梦:无能为力的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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