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曾近距离观察过那架轰鸣的创新机器。
那是2011年的11月，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一些成员如田溯宁、李东生、俞敏洪、曹国伟等一起，在美国旅行，从东岸到西岸，拜访大公司、银行、政治家与学者。我们见过了那些经常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的人，他们在美国和中国都同样声名显赫。
比如摩根大通的银行家吉米·戴蒙，当时摩根大通还对后来让它陷入尴尬境地的“伦敦鲸”毫无察觉。相反，金融危机似乎让这家银行更加强大了，从我们见面的会议室的窗户，可以看到被它收购的贝尔斯登大楼，它变成了摩根大通的投资银行大楼。比如外交关系学会的主席罗伯特·鲁宾，在作为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时期，他主持了对墨西哥经济危机的拯救，和拉里·萨默斯与格林斯潘一起，被《时代周刊》冠以“拯救世界小组”的美名。再比如，前任国务卿鲍威尔将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接替了骆家辉出任商务部部长约翰·布莱森……
那是无休止地关于人民币汇率、欧洲经济危机、总统大选中的中美关系的讨论，让人疲倦。这些话题中的世界是灰暗色调的。众人忧心忡忡地看着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似乎总也理不顺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变成了一个难题，一个嗷嗷待哺的无赖婴儿，它可能把金融危机后惊魂未定的世界全拖下水。
但最后一站却截然不同。在帕洛阿尔托的天空下，我们见到的所有人在谈论的都是创新和成功。空气中弥漫的金钱的味道比华尔街还浓，但却是活力十足的味儿。在帕洛阿尔托的四季酒店见过一些投资人、创业家和教授，参观了谷歌和Face-book，同当时还未上市的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见了面，当时强烈的感觉是，这架创新机器丝毫没有受到美国经济缓慢复苏的暗色调的影响。它在自顾自地转动，不停创造出惊人的财富。
让我感到强烈震撼的是两个人。一个当然是炙手可热的硅谷金童马克·扎克伯格，另一个是维诺德·科斯拉。
后者虽然不像前者那样是全球名人，但此人在科技行业和风险投资领域大名鼎鼎，只是可能不为这两个领域之外的人所熟知。
我们见到维诺德·科斯拉时，他已经56岁，顶着一头白色短发，身材瘦高挺拔。他穿一件休闲西服，里面是一件高领长袖T衫。和他年轻时一样，说话时是个热情的大嗓门，给人的感觉是急不可耐要向你表明什么，声音响彻全场。
年轻时，维诺德·科斯拉从印度到美国留学，在读完斯坦福大学的MBA之后，同斯坦福大学的另一名研究生安迪·贝赫托西姆一起创建了太阳微系统公司。这家公司是IT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在美国司法部起诉微软垄断时，太阳微系统是法庭上重要的发言者之一。后来这家公司被甲骨文收购了。
但是在此之前维诺德·科斯拉已经离开了太阳微系统。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原因是因为他和太阳微系统的主要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之间有很多公司运营管理上的分歧——发达的风险资本是硅谷能够在创新创业上始终领先全球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却加入了约翰·杜尔供职的风险投资机构KPCB，转行做投资。约翰·杜尔是硅谷最好的投资人之一，我们熟知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如雅虎、谷歌和亚马逊，都拿过约翰·杜尔的投资。
科斯拉在KPCB的投资生涯也很成功。他曾经以在6个公司5000万美元的投资换来了150亿美元的市值。其中一例是，同步光纤网络设备制造商赛伦特在被思科以6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之后，科斯拉早期的800万美元投资在两年半之后价值变为20亿美元，这是硅谷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投资案例之一。这些战绩也让科斯拉一跃成为和约翰·杜尔、迈克尔·莫瑞茨等齐名的风险投资人。
后来科斯拉还是觉得KPCB是个太大的机构，不能灵活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于是他索性离开KPCB，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了科斯拉资本。科斯拉资本目前有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10亿美元用来投资新材料与新能源行业，还有3亿美元是专门投资早期创业公司的种子基金。
科斯拉的同事介绍说：“我们投资的成功率在10%以下。非常高风险，是真正的风险投资。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投资了超过100家公司。其中有3家生物能源公司在去年上市，为公司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
二
我们以维诺德·科斯拉为案例，或许就能看出为什么美国会不断有新的科技公司涌现，其中还有些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巨头，成为让很多人都羡慕的奇迹。
首先是开始创业的难易程度。
科斯拉以自己为例子说：“我在印度读大学本科时，希望能创建一个公司来做豆奶。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孩子没办法喝上新鲜的牛奶。新鲜的奶需要放在冰箱里，而当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冰箱。这启发了我，我想做这样一家豆奶公司，可以让每个孩子都喝上豆奶。但是在印度的1970年代，基本没有办法创业。不过在硅谷，即便你很年轻，也会很容易就开始创业。我的创业就很容易，而且，有人愿意给你钱，帮助你创业。这就是硅谷特别的地方。”
维诺德·科斯拉是印度人。也就是说，如果纯粹从人的聪明程度和企业家才能上说，如果印度和美国硅谷拥有同样的软环境和硬环境，科斯拉完全可能是在印度创业，在印度做投资，现在可能是作为一个印度商业巨头住在班加罗尔。但是显然不是这样。因为在当时的印度根本不具备让一个大学生创业的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你注册一家公司的难易程度和你获取创业资金的难易程度。除了富二代和官二代之外，所有想要创业的年轻人都会碰到这些问题，而在硅谷这些问题都相对容易解决。因为在硅谷除了遍地都是想要创业，成为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下一个拉里·佩奇或者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的年轻人之外，同样多的还有手握大量美元的投资人。这些投资人也有自己的梦想，那就是成为下一个约翰·杜尔，下一个迈克尔·莫瑞茨，甚至下一个维诺德·科斯拉。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税收的问题。对创业公司的税收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对风险资本获益的税收问题。美国的风险资本开始大行其道，应该是里根在加州当州长时，大幅度降低了对投资收益的征税比例，因此大量的资金涌入了风险投资这个行业。这些钱交给专门的风险投资机构，再由风险投资人去挑选那些有前途的创业公司，给他们提供资本金。
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科技巨头，比如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除了创业家本身的企业家精神之外，背后也都有风险资本在驱动。如果看过描述Facebook创业经历的电影，就会知道，虽然影片中对马克·扎克伯格的描述不太正面，但是把公司搬到硅谷绝对是关键一步。在硅谷他们拿到了贝宝创始人之一彼得·席尔的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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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经济观察报：创新机器与死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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