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体系、组织架构、企业文化改革初见成效
赵王专栏之大秦公司的溃败:整合危机四伏,二代接班全面崩盘2
从连锁到直营,秦公司的创立,和别的王朝公司的创建更替有很大不同,这使得整合优化的难度要增加很多。秦公司并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借鉴,它的整合构建只能全靠自己去摸索,这又使得建设的难度再次增加。
作为创一代,秦始皇在靠一己之力独占了所有的市场资源后,必须要将这新占资源真正地融合到自己的原有产业中来。
“皇帝”名号令秦始皇确立了自己在秦公司至高无上的威权地位;总部以三公九卿制,组建了高效得力的高管团队;此后,废除了封建制、设立郡县制作为公司的基本管理体系:“车同轨、人同文”及焚书坑儒等事件着力企业内部文化改革,消除旧有影响。
经过如此一番艰苦卓绝的探索构建,秦始皇大致整合了内部纷乱的资源,创建了一个表面上威震八方的巨无霸王朝企业。但同时这些铁腕兼并整合之举又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董事长威权:首创“皇帝”称号
秦公司建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正名,也就是如何给嬴政在公司内部定下一个正式的称呼。这并非只是纸面游戏———秦公司的出现是空前之事,如何定名直接折射和反映出最高统治者的权限和地位。
此前,周天子是称王,如周文王、周武王;下面诸侯国称公,如晋文公、齐桓公。但时日一长,各诸侯国不满足于“公”的称呼,开始僭越称王。到了战国七雄并争时,已全部称王,与周天子并列。后来,秦国的秦昭襄王觉得称王不过瘾,开始称帝。一个人称帝觉得太抢眼,又拉了东边的齐国一块称帝。结果,齐王虽答应,却半途放弃;这让秦王始料未及,弄得狼狈不堪,也只得放弃。
现在嬴政一统天下,当然要在天子名称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更重要的是他要利用这个称号来彰显自己的权力和威严。按常理说,秦继承了周的衣钵,应继续称王。不过王这个称谓已被滥用,秦始皇当然不想邯郸学步。他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要有一个更神圣的名号。
嬴政手下的博士、大臣经过苦思冥想,提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认为嬴政功业盖世,可采用“泰皇”这一称呼。“皇”有大的意思,所谓“泰皇”,就是“人皇”,是传说中远古的统治者之一。
但“泰皇”的称号并未得到嬴政的认可。因为在他眼里,只做人世间的主宰并不能让他满足。他大笔一挥,去掉前面的“泰”字,后面加了一个“帝”字,合起来为“皇帝”。“帝”字非同小可,是当时人们观念里统治万物的最高的天神。此前,秦昭襄王称帝不遂,也是觉得自己实力难以匹配。一称“帝”,其实就是实现了从人到神的跨越,使得权力更加神圣不可侵犯。这是那群拍马屁的博士没有想到的。
当下看来,“皇”和“帝”这两个字已同一化,并无实质性区别,但秦始皇当时却是费了一番心思。此后两千年的君主全部沿袭这个称号,因为他们的确找不出更合适的了。
除了“皇帝”这一至高无上的尊号彰显嬴政对整个秦公司的独断外,他还要通过一些特殊的举措强化权力:比如他规定,“朕”这个字以后只能归皇帝自称,而在之前阿猫阿狗都是自称“朕”的:“玺”以后也只归皇帝所用,只有他用玉质雕刻的大印才能称“玺”,而之前普通的印章也是称为玺的;他的名字“政”字也成了禁讳,任何文件不可提及,民间也全部禁用;任何行文中一旦碰上“皇帝”、“始皇帝”的称呼,都只能顶格书写。
嬴政如此煞费苦心都是为了凸显他的与众不同,强化他在公司的顶级地位和最高权力的不可分割。他自称始皇帝,而二代称二世,三代称三世,以至于万世,代代无穷———嬴政在创建秦公司时,就梦想打造一家永不退场的万年老店。
公司管理体系:三公九卿制设立
在建立了老板的绝对权威后,嬴政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在集团总部建立一套高效运转的高层管理体系,使其诏令在实行时能畅快通达。
嬴政最后选择的三公九卿制是在秦国原有官制的基础上逐渐完善的。所谓三公,分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主管行政;而太尉是武官之长,主管军事;御史大夫作为丞相的副手,有副丞相之称,监察百官。这三公各司其职,但互相之间也监督,没有谁可以独揽大权。
在秦代文献里,太尉一职很少见,几乎不设。太尉虚有其职而实无人担任,秦之三公事实上常只有两人。秦王设太尉一职,就是为了削弱相权;但又不愿兵权旁落,就自己兼任掌控军权,所谓“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
三公之中,丞相最为核心。丞相一职的出现,是王朝官僚制度逐渐完善的重要标志。丞相一职在秦国出现得较晚,直到秦武王时期才正式分设左右丞相。而之前大名鼎鼎的商鞅,担任的也只是秦国的“大良造”。到了秦始皇时期,丞相制度已发展得较为完善,但君相(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依然非常明显地存在。
丞相是百官之长,所有政事都由他经手。丞相一旦权力过大,很容易架空皇帝。比如秦庄襄王时,吕不韦担任了相国(丞相)一职,总揽一切军政大权,国君完全可以当甩手掌柜。秦始皇即位后,对此也颇为头疼。一方面,他离不开丞相的辅助,没有丞相,行政上的万千琐碎之事,他根本处理不了;但他又不愿丞相权力过大,对自己造成实质性威胁。比如,长期担任相国的吕不韦,权高名重,间接培养了嫪毐的势力,几乎威胁到秦始皇的生命。所以即便吕不韦没有篡位夺权之心,还是让嬴政颇为忌惮,最后逼迫吕不韦自尽,彻底清扫了他的势力。吕不韦失势之后,归葬洛阳时,送葬的人还有数千之多,亦可见丞相的势力之大。
正是出于这种顾虑,秦国在挑选丞相时,一般多选出身普通之人,比如吕不韦是卫国商人,李斯原只是上蔡小吏,较少见到本国贵族、宗室的身影。之所以这么做,一则宗室本身具有继承王位的天生优势,一旦再担任丞相这特殊的行政职务,更会增加篡夺皇权的野心;二则也可以此不拘一格选拔更多优秀人才。秦公司虽是最为典型的家族企业,但却最早纯粹地实行了职业经理人制度,这也是它超越齐、楚等其他公司的重要缘由。
与秦国时相比,秦朝的宰相权力已经缩小了不少,最大的变化是变成了纯粹的文职官员。比如,吕不韦担任相国时,还能带兵打仗;而到了李斯接任相位之后,武职的责任已从制度上被划分到太尉身上去了。而且丞相还不止一人,有时还会设置左右丞相。比如,李斯担任的是左丞相,而冯去疾担任的是右丞相,双方会相互制衡。
即便如此,秦始皇这个董事长还常常越俎代庖,直接包揽总经理的工作。他对朝政亲力亲为,规定自己一天要批改一百二十斤的奏章,不然就不睡觉。史记记载他“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明显一个工作狂的典型。家族成员参与少,但老板直接干预多,是秦公司的一大特点。
作为三公之下的九卿,是次一级的高管成员,其职位有卫尉、光禄卿、少府、太仆、宗正等。这些官职设置略微驳杂,有些是皇室官员,有些是朝廷官员,两者没有断然分开,但已基本将行政、军事、监察、财政整个系统建立起来了。三公九卿制后来被汉朝基本沿用,直至魏晋,运行时间非常久,可见这
套体系对王朝管理是非常有效的。直到隋唐,又创立了三省六部制,将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职能分开,进一步细分,才有了新的中央官僚体系。
公司组织架构:郡县直营
在集团总部实行三公九卿的管理制度后,巨大的市场和底层员工的管理又成了嬴政亟待解决的问题。
秦公司的管理之难,在于公司架构过大,东至大海,西至陇西,北至大漠,南到五岭,选择一个高效稳定的公司架构迫在眉睫。如果按部就班,遵循周的制度,那就该实行分封制(加盟连锁),但任其发展下去,有可能又会走上周的老路。这使秦公司处于一种两难的选择之中。
而此前在统一的过程中,秦的做法是直接建立郡县制(直营),没有尺寸之地封于诸子。秦每灭掉一个国家,就在当地设置郡县。比如灭了巴国,就设置巴郡,郡治在江州;灭了蜀国,就设置蜀郡,郡治在成都;灭了赵国,就在赵国的旧都上设置邯郸郡。
天下大定之后,分封制和郡县制何去何从,是秦始皇必须抉择的。而这问题却纠缠不清,即便到了秦一统六国多年后还在争论。
博士淳于越是分封制的坚决拥护者,他认为殷周之所以能享国千年,全依赖分封子弟作为枝杈拱卫;而秦王朝没有尺寸之地分封诸子,一旦有田常这样的大臣谋乱,必无子弟勤王。
而以丞相李斯、仆射周青臣为代表的另一派,却异常坚持郡县制,希望秦朝对治下全部实行直营。他们认为秦地本不过千里,是秦始皇英明神武才四海归一,“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这一派更懂得揣摩秦始皇的心思,明白秦始皇倾向于管控效果更强的直营方式。而与西周相比,秦朝更加便利迅捷的交通方式也为直营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最终的选择结果没有出人意料,秦始皇选择了直营这种方式。他将秦公司分成三十六个大的分支———郡,郡守为当地的最高长官;郡丞为郡守的助手,负责监狱工作;此外又设置郡尉,专管军事和治安。郡尉并不隶属于郡守,但也不干预民事,和郡守之间有明确分工。尽管如此,秦始皇还是不放心,又增派了监御史,负责监督当地官吏和百姓,以此牵制郡守,防止其擅权独断,脱离中央管理。
郡的下面又设县。县是秦公司架构中最为关键的一级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性。户籍管控、赋税征收、徭役征派,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政措施,都是到县一级为止。换言之,秦公司总部的绝大多数管理措施都是在县一级直接完成的。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万户以下的小县设县长。此外,还有县丞和县尉,与郡丞和郡尉的功能基本一致。县以下设乡和里,还有亭这种最基础的治安组织,是县尉的派出机构,汉高祖刘邦第一份像样的工作就是亭长。
为了更便于管控郡县,秦始皇还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将全国勾连成片。秦的驰道主要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齐、燕地区;另一条向南,通达吴楚地区。这些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非常宽阔、便利、通达,一旦东方有事,总部的军队能直接前去平乱。
连锁制被放弃,实行直营,各有利弊。利在于所有资源都能被聚拢、管控,整个公司高度集权,政令通达,且可集中力量做一些大事;弊在于一旦内部出事,忠诚度不高的郡县非常容易背离总部,整个组织架构容易断裂。
郡、县组织是整个秦公司肌体的各大血管,里、乡就相当于其中的毛细血管,三公九卿就相当于各具功能的重要器官,而秦始皇自己就是大脑———如此,整个公司肌体就高效运转起来了。
企业文化改革:化解旧有影响
经过三公九卿制和郡县直营的建设,秦朝的管理机构至此粗具规模。在此之后,新公司内部文化的构建也迫在眉睫———没有共同的文化认同,一切组织结构的改变都是缘木求鱼。
为整合原有六国文化产业,秦始皇采取了车同轨、人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在文字上,他命李斯和赵高撰写《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小篆篇章,作为经典样文向全国推广。小篆是秦国之前使用的文字,由大篆演变而来,比六国文字更易认,便于推广。而对于度量衡,秦始皇也下令以秦原有的标准向全国推广。这种统一,对全国经济的流通有很大作用。此外,车轨的大小也一致了,钱币也不再五花八门,而是改成统一的“秦半两”。这种圆形、方孔的钱一般直径在1 .1秦寸以上,轻重适宜,利于携带,原来六国通行的刀、布、蚁鼻钱全被废除,非常有利于商品交换。此后,虽然王朝更替频繁,钱币的名称屡有变换,但秦半两圆形方孔的形状被沿用两千年,可见其便利。
三公九卿、郡县乡里只是秦公司的肌体框架,“车同轨、人同文,一统度量衡”是血管里奔腾的血液,这一通达,整个肌体就活络起来,真正运转了。
但毕竟此前六国存在的时间很长,如何在如今的巨型公司里,消除原有公司的影响,是兼并整合中的难题。秦始皇采取的是雷厉风行的高压手段:对原有的六国贵族高管,他没有任何怀柔政策,而是全部剥夺职位,变成普通黔首(百姓),甚至直接处死。而对六国原有的各地富豪,他还用大规模惩罚性移民,化解他们在当地的影响。例如,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他就将全国各地的十二万户富豪举家迁到咸阳。
此外,秦始皇还在公司内部实行严酷的法令制度,采取高压手段恐吓打压被兼并人员,通过铁腕治理,加强公司集权。焚书坑儒是他此类手段最典型的两次表现。焚书之事,由李斯怂恿提出,他建议烧掉其他一切书,只剩下种树、医药等工具书。这是意在公司内部推行愚民政策,只保证一种声音的传播。坑儒事件也是秦始皇臭名昭著的原因,但相对焚书而言,直接影响要小很多,直接死亡人数只有四百多,而且很多都是骗吃骗喝的术士。此举更多的是对公司员工精神上的威慑。
光靠直接打击,秦始皇还是觉得成效不足,他又选择了巡游四方这种间接威慑的方式———他在短短十二年里进行了五次全国巡游,以此震慑各方尚未屈服的势力。这也是其后继者难以达到的———秦二世也曾东施效颦,但巡了一次就不干了。秦始皇这位高级驴友,多次从咸阳出发,封泰山,游东海,到会稽立碑,海中射鱼,山上拔树,让当地人观看其威仪,以此炫耀秦公司的武功,增强秦集团的向心力。
在以上一系列举措的实施下,秦公司的兼并整合事业取得初步成效。在秦始皇的统治时期,六国虽偶有零星反抗,但无大规模暴动。然而铁腕整合也埋下了深深的隐患,这种强压的管理机制只适合一时,也只适合秦始皇这种亲力亲为的强势老板。下一篇我们且来看整合并未完全到位的秦公司是如何在二代接班后陷入泥沼的。
作者介绍:赵王,原名赵波,青年文史作家,供职于浙江教育出版社,著有《后三国风云》等书。
企业文化:
车同轨、人同文,统一度量衡,焚书坑儒
董事长威权:
皇帝称号
管理体系:
三公九卿制
组织架构:
郡县直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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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创一代”秦始皇铁腕全盘整合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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