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报告之前就得到了风声。10月8日,华为的高管们专门召开了电话会议。当晚9点,华为就向各大媒体以及员工和客户发布了公告。
在海外征战多年的华为在应急案例中的反应堪称神速。10月5日,《华尔街日报》爆料称华为着手上市。当日,华为全球政府事务总监Reinhard Waehlen就向本报记者表示:“任何未经证实的消息都是谣言,华为不对谣言做出评论。”
除了应急反应之外,华为在平日里也下功夫做足了长期准备。
据本报记者得来的名单,仅2010年第四季度,华为花在美国的游说费用就高达350000美元。根据美国相关游说法案要求的披露内容来看,华为在过去几年已经聘请了7家注册的游说公司进行游说,包括APCO、Doyce Boesch和Fleishman-Hillard等。
对于抹黑华为的情报委员会,华为也以诚相待。在报告发布前的11个月内,华为的高层在深圳、香港和华盛顿和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面谈,并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研发、培训和生产中心,还主动披露了持股员工、董事会成员和资金来源等信息。
然而,种种公关努力都没能阻挡情报委员会发布不利于华为的报告。在该报告出台后,记者尝试联系APCO等游说团体,但截至发稿时尚未得到回应。
付亮认为,从华为、中兴自身来看,其在推广、展示自己方面也还有待加强,要进一步让海外的运营商、媒体、公众和意见领袖认识自己,不断提高知名度,“概括起来,就是要建立面向国际化的资本结构、人才布局和战略规划”。
付亮进一步表示,尽管目前传闻的华为IPO很大程度上是在捕风捉影,目前并不是华为整体上市的时机,但从长远来看,华为可以考虑分拆部分业务,如终端,到伦敦等西方交易所上市,“即使是分拆上市,对提高华为的知名度和透明度都会有很大帮助”。
和华为一起遭到情报委员会抨击的思科也受到了严重冲击。美国思科系统公司表示,它将终止和中兴的战略合作协议。10月9日,戴澍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确认,目前中兴已经收到美国设备商思科的信函,提出停止双方的长期销售伙伴关系。
“中兴仍在与思科保持沟通。”戴澍强调,这对中兴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双方的合作一直不多,而且市场上可选的替代供应商很多。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思科和阿尔卡特朗讯很可能正是这份调查报告的幕后推手。 上一页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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