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莫里茨将自己写于1984年的那本史蒂夫·乔布斯自传命名为《重返小王国》。从空间上讲，这个王国就是以硅谷为中心的加州中部半岛，从谷歌地图上看，苹果公司的总部距离乔布斯曾就读的库珀蒂诺中学不过 1.6英里之遥，公司共同创始人斯蒂芬·沃兹尼克是他的高中同学，两人的家只有几个街区之遥。然而如果我们放宽视界，就会发现，这个领土狭小、人口有限的 “小王国”在40年前，却处于美国最为浩大的一场政治、技术与社会风暴之中，并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一场席卷全美乃至世界的技术与文化革命的策源地。而乔布斯，虽然在履历上并非这场双重革命中的先觉者，却被打上了某种深深的烙印，终其一生，无法磨灭。
乔布斯（左）与斯蒂芬·沃兹尼克（摄于1981）
夺权通过个人计算
直到50年代中期，圣塔克拉拉山谷仍然保持了来自20年代的淳朴宁静气息，它的主要特产是西梅和葡萄，而非集成电路硅片。绵延的果园和稀疏的公路干道旁边，是一些两层土红色屋顶的西班牙风格建筑。然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它的静谧就被彻底打破，翻斗车、推土机和蒸汽挖掘机呼啸而来，在铁丝网规划的一片片地基上开始建造全新的城镇与研究基地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全球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消息强烈刺激了华盛顿，迫使它几乎在一夜之间决定成倍增加对于军工相关高新技术的投入。这里于是迅速麇集了NASA航天技术研究中心、洛克希德、西屋以及施乐等一干有着浓厚政府背景的公司与研究机构，正当乔布斯和沃兹尼克在自家车库里倒腾二手电子元件，制造盗打长途电话的飞客设备“蓝盒子”，将假期时间花费在参观惠普公司“探索者小组”讲座的时候，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场人工智能与电子技术大变革的前夜：1968年12月9日，斯坦福大学人类智能增强研究中心负责人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于全美秋季计算机年会上做了长达90分钟的开幕讲演，在旧金山布鲁克斯礼堂的舞台上，他滔滔不绝地叙述了未来计算机发展的惊人前景：数据存储不再依赖昂贵巨大的磁带，研究者将告别嘈杂脆弱的打孔卡带输出系统，而是在巨大的显示屏上及时对其修改，超文本链接将使我们在程序中插入图像，音频甚至视频，并且有朝一日，全球所有的计算机用户将通过某种电子网络链接在一起、共享所有数据与信息……更重要的是，未来，每个用户都将奢侈地享用某台计算终端的全部功能与储存量。
“表面上看，个人电脑与人工智能产业完全是阿波罗式理性的产物：秩序、工程师孜孜以求的精密、效率，以及对于控制与及时反馈的迷恋。60年代之前，计算机一词代表的是体积、能耗巨大、投资昂贵，与国防军事工业化以及政府官僚机构密切相关，与个人自由、廉价、技术开放与透明性等概念背道而驰。” 《纽约时报》记者，约翰·麦考夫在《鼹鼠私语60年代反文化如何塑造了PC产业》中这样写道：“然而真正赋予它爆发般创新灵性、塑造硅谷企业灵魂的，却是一群与这些概念完全相反的、深受嬉皮文化影响、头上插花的狂热分子。”
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反战运动等激进文化随着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而日趋昌盛，旧金山湾区这些年轻的技术精英身上，浓厚的政府资助和国防技术背景与激进的思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与分裂，肯尼迪时期的“新边疆”政策与和平队运动在“婴儿潮”一代青年中唤起的是某种宏大的理想主义与对技术应用的反思，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军事工业混合体即将控制美国与民众生活的警告在这里显得非常刺耳，尤其是当斯坦福与伯克利的青年学子获悉他们的苦心孤诣的研究已经在越南、老挝与柬埔寨丛林中变成航空炸弹，在胡德堡变成UH-1武装直升机训练模拟系统，或者将引导携带核弹头的导弹飞向其他国家时，这种愤怒情绪就格外强烈。 上一页1 23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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