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中国移动(微博)，不是广电！这件事没有那么复杂的背景。”
在接受财新《新世纪》采访时，一位接近调查的业内权威人士反复强调。
但这很难让人相信。
11月9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李青在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30分”透露，国家发改委正对中国电信(微博)和中国联通(微博)在互联网接入市场的垄断行为展开调查。如调查属实，两家大型国企或面临数十亿元的罚款。
消息令人震惊。自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这是执法机构第一次针对大型垄断国企展开调查。疑惑和猜测随即产生。
大型垄断央企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和战略性行业，一向被视为天之骄子。人们很难相信，政府会向垄断央企开刀。为什么是电信，而不是石油、铁路这些更垄断的行业？为什么国家发改委通过央视而不是新华社来发布这个消息？谁是背后的推手，广电还是中移动？此事背后是否还有其他更深的含义？
对垒阵营很快形成。两天后，工信部下属的《人民邮电报》刊发“混淆视听 误导公众 驳央视对电信、联通涉嫌价格垄断的报道”一文，以情绪化的语言指责央视报道“片面，与事实严重不符”。几天后，央视官网——中国网络电视台随即通过专题系列报道“电信联通遭反垄断调查”来回击《人民邮电报》。期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重量级官媒亦就这是不是一场“神仙战”针锋相对。广电和电信系统内人士更在微博上短兵相接，大打口水战。
一时间，硝烟四起。广电系统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纷纷撇清干系。中移动董事长王建宙亦在财新峰会上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连连摆手，“这事和中移动没关系。”前述接近调查人士则透露，此次反垄断调查的起点，是基于今年2月专业研究人士的实名举报。
财新《新世纪》记者这一周多的调查显示，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这次针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起反垄断调查，看起来确实是由一群在互联网行业浸淫已久的民间从业者精心策划的阳谋，目的是借《反垄断法》这一武器来打破互联网接入垄断和由此导致的价格居高不下，改变网间结算政策和架构，为民营企业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他们还有更长远的目标——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电信改革。
不过，这场由民间业者发起的行动暗中广电和中移动下怀，作为联通和电信的竞争对手，他们早已有意进入宽带领域，此次反垄断让他们看到机会。来自这两大利益集团或明或暗的呼应与推动，将此次反垄断调查逐渐推向高潮。
“穿透流量”接入清理
事情要从2010年7月29日说起。这一天，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向各省级分公司、股份公司下发了一份“关于加大清理违规高带宽接入工作力度的通知”，称“近年来，违规高带宽接入在部分省级公司屡有发生，给不法网络运营商、电信服务商、网络广告代理商提供了可乘之机，严重影响国家对扫黄打非的高压态势”。
文件要求，原则上除骨干核心正常互联互通点外的任何网络节点，不得有其他运营商和互联单位的穿透流量接入。所谓“穿透流量”接入，是指运营商转租给第三方增值服务商的低价带宽与骨干网互联的方式。
中国电信将高带宽接入用户(45M以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联通、铁通、移动三家基础运营商，以及教育网、长城宽带两家全国性单位，由中国电信集团直接受理业务。其中合并了网通的联通根据《互联网骨干网间互联管理暂行规定》和中国电信免费互联互通。中信网络和各级广电机构，则必须由中国电信集团审批后，其省级公司才可受理业务。
除了上述用户的其他用户属于第二类。中国电信省级公司可直接受理业务，但也要进行价格管控，避免为第一类用户提供转接。
对于这两类不同用户，中国电信予以差别定价。其中，第一类用户的结算价格一般都高达100万元/G/月。第二类用户的结算价格则一般只有25万 -42万元/G/月。第二类用户中，针对ISP、IDC、CDN等公司，一般为50万-100万元/G/月；针对内容提供商，即ICP用户，一般为10万 -30万元/G/月，在一些地区，这类客户向中国电信购买带宽的价格甚至低至3万元/G/月；针对大企业专线用户，一般为10万-100万元/G/月。 100万元是由原信息产业部确定的互联互通结算价格的上限。
中国电信的这一做法被，普遍认为是为增加竞争对手的带宽接入成本。这使得其他弱势国有运营商，如铁通、广电等选择通过转租第二类用户便宜得多的带宽来降低运营成本，是为“穿透流量”接入。第二类用户多为民营企业。
中国电信打着“扫黄打非”旗号清理“穿透流量”接入，业内人士对其真实目的心知肚明。2010年1月国务院三网融合方案出台后，电信的危机感加剧。不仅和广电矛盾加深，和一些增值服务商，如ISP、IDC、CDN等的矛盾也始终存在。部分增值服务商其实是靠着向铁通或广电转售“穿透流量”生存。一旦中国电信清理，他们的生计将遭到威胁。
清理从2010年8月开始，至9月结束。据电信专家侯自强透露，中国电信此次清理并未动广电。原因是“不敢得罪广电”。但清理行动对其他运营商和增值服务商的打击巨大，尤其是被中移动收购的铁通。铁通的带宽出口在两个月内中断40多G，有1000多万用户上网出现困难。仅广东铁通就出现数万用户投诉、退网。后来铁通不得不向电信和联通购买直连带宽，据称为此多付出逾10亿元的流量费。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铁通为此曾多次向工信部上诉。
这次清理，构成了这次反垄断的一个大背景，但导火索还另有其事。
一个民营运营商的诉求
2010年中秋节前，一家民营互联网运营商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反垄断专家，希望他帮着出谋划策，解决中国电信接入垄断的问题。这位反垄断专家曾参加电信法的起草工作。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垄断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既有机制层面的问题，也有体制层面的问题。要靠顶层设计，需要政府高度技巧性的智慧”。
而技术层面，能否将这种区别定价行为认定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妨碍竞争，这位专家也并无把握。在他看来，“之所以搞区别定价，是区分竞争对手的不同。这恰恰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在市场经济有竞争对手的环境下，竞争对手会带来额外的成本，就是机会成本。企业不可能不考虑机会成本，你让一个企业进来，肯定要蚕食已有企业的业务。”虽然没有继续参与此事，但他还是给对方出了几个主意，包括通过反垄断渠道反映。
后来，这位民营运营商找到了社科院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
姜奇平是推动互联网在中国起步最早的启蒙者之一，出版过“网络文化丛书”，曾被美国《硅谷时代》评为“带领我们走向数字时代的20位中国人之一”。1998年，他参与创办《互联网周刊》并出任主编至今。
姜奇平应允下来。姜的朋友中不乏在互联网行业摸爬滚打的创业者。他们对民营企业的困境感同身受。策划小组就此成立，成员多为互联网业者，核心成员之一是高红冰。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的高红冰，说起话来更像北方人。他在政府部门干了十年，先后在电子工业部政策研究室、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法规组，以及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任职，参与过多部法律法规的起草。2000年4月，他正式下海，创办北京互联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任总裁，做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和VPN网络服务商业务。这家公司未能上市。2006年，他转而创办蚂蚁互动，做网络呼叫广告。2010年，他出任互联网实验室CEO。
高红冰对民营企业在互联网接入上受到挤压深有同感。他和中国最早做互联网接入的瀛海威创始人张树新是多年好友。他曾说张树新“超前了一步”，所以结局惨烈——张树新最终被迫出局。当高红冰下海时，市场环境比张创业时好了很多，但小企业仍然举步维艰。高红冰认为症结便在于网间结算。
2001年，原信息产业部出台《互联网骨干网间互联管理暂行规定》，各运营商间主要采用骨干网络直连，或通过全国性互联网交换中心(通常称为 NAP)互联两种方式实现互联互通。其中骨干直连为主要方式，其流量占总互联流量的90%以上，三处全国性互联网交换中心(上海、北京、广州)分担的流量很少。互联网交换中心的结算价为政府指导价，取上限100万元/G/月。直连价则由运营商根据市场定价。
而网络互联具体结算方式为：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以前的网通)之间的流量对流免费，对他们两家之外的宽带运营商实行流入流出双向收费。比如，铁通宽带用户访问电信网络或电信宽带用户访问铁通网络，都是铁通出钱。
高红冰认为这种结算方式“使网间结算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吸血者身份”，而由于中国的互联网数据中心(IDC)资源以及国际出口带宽绝大部分集中在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两家运营商手中，他们可以利用自身强大的实力来影响市场格局，众多弱势运营商有苦难言。
得知中国电信“穿透流量”清理事件发生，铁通1000万用户遭遇断网后，高红冰颇感震惊，“这是非常大的事件，不是小事。”
在姜奇平和高红冰看来，这一清理事件是弱势运营商和电信强势运营商过去各种矛盾的一次戏剧性爆发。他们决定行动，选择的武器正是已经实施三年、但尚未对国有垄断企业“亮出牙齿”的《反垄断法》。
布局
2010年10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座大楼14层第一会议室，一个名为“互联网接入与电信垄断”的学术研讨会在此举行。会议由姜奇平主持，来自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的有关领导，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电信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信息化专家，社科院电信法和反垄断法专家，及互联网企业代表，共12人参会。
会议形成了五点意见： 一、建议政府主管部门立即责成中国电信停止清理行动；二、建议政府主管部门责成垄断运营商立即停止价格歧视、差别待遇的垄断行为；三、建议及时调整网间结算的结构与政策，降低网间结算价格；四、建议电信行业主管部门明确互联网接入的开放政策，进一步扩大电信业开放竞争；五、建议国家《反垄断法》行政执法部门以此为契机，启动对电信市场的反垄断调查。
姜奇平在2011年11月16日召开的“中国宽带接入市场竞争政策研讨会”上重申，“我们在意见里面明确建议发改委价格部门要在反垄断中发挥作用，以清理宽带接入为契机，立即介入此事，对电信市场启动反垄断调查。”
2010年10月20日，姜奇平将这份阐释五点意见的会议纪要，递交至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
同年11月10日，会议组织方决定在前述专家会议基础上召开一次更大范围的研讨会，除邀请部分经济学家和知名维权律师出席，另有包括财新《新世纪》记者在内的少量媒体人士受邀旁听。和第一次闭门会议不同的是，这次有媒体出席的研讨会还邀请了广电方面的人——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新媒体研究所所长董年初，并特别讨论了广电的机会。
董年初在发言中表示，广电系统不能介入三网融合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牌照”。他说：“政府应该尽快给有线电视运营商发一个牌照，这样有线电视的改造会大大加快，好多资源往这方面汇集，我们也可以打破独家垄断的格局。一旦有了准入权力，广电系统凭借内容和播控资源，在宽带市场可对中国电信形成巨大压力。”
高红冰亦认为，广电系统集内容资源优势和各地方广电机构形成的全广电网络，将从技术层面有力挑战宽带互联网市场的双寡头垄断格局。他说，广电在互联网电视提供服务的基础上增强信息服务，是有可能在三网融合中占一席之地的。其做法为：构筑IP基础网，以视频内容为中心，建设自有的互联网骨干网。但前提是广电必须放弃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的专网发展思路，那将是死路一条。 上一页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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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宽带反垄断：一个民营运营商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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