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4日，时任株洲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的杨平在红网株洲论坛上实名注册，公布自己的职务和反腐目的，接受网络举报，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杨平被媒体称为“中国网络反腐第一人”。而如今，随着杨平的调任，网络反腐在当地逐渐遇冷，当年的“反腐风暴”到现在只能“勉强维持”（5月5日《法制周末》）。
网络反腐固然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这一反腐手段在某一个地方的常态化使用，仍可能要以株洲为代表。确实，“中国网络反腐第一人”杨平，将其个人行为上升至株洲市纪委的集体行动，使网络反腐在当地具备了普遍效力，甚至给人以网络反腐制度化的期望。正因如此，舆论曾寄望于“株洲模式”能全国推广。但是，一个地方的普遍效力，并不代表一种反腐手段在一个地方具备了制度效力，杨平离开与“株洲模式”的旋即遇冷，即是最好的证明。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株洲式的“网络反腐”是个内涵明确的概念。以株洲为例，借助网络而吸纳民情民意，只不过体现了网络的传播价值，而最后的反腐作用力，依然是依靠传统的信访渠道进行。也就是说，网络其实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新的、高效的信访渠道。从网络上反映问题，与信件、面对面反映问题，差别在于表达的渠道不同，互动的效率不同，但并无制度意义上的本质差别。
传统渠道的信访，民情民意并不可能短时间内传递到各级政府部门，甚至有可能层层遇堵。但网络不一样，它可以让民情民意形成点对面的传播，信息具有扩散性。官员有反腐的决心，可以通过网络而畅达地了解民意。但请注意，无论是民意通畅表达，还是官员畅达地了解民意，最终还是需要一个制度化的表达——反馈机制。这个机制能否形成，以及网络对之所起的作用，官员反腐决心所起的作用，更有决定性意义，是需要仔细思忖的。遗憾的是，株洲式的“网络反腐”，仍然只停留于信访的层面，是以官员决心为前提。
另外，当我们跳开反腐的“株洲模式”，翻看其他“网络反腐”的成功案例，例如“周久耕案”，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情况下的“网络反腐”，是诉之于舆论，即网络舆情凝聚为一定向度的舆论，带来一个关注度较为集中的问题，并催动政府自觉自愿的行动，而不是依靠单纯的官员觉悟。这类情况的“网络反腐”，体现的是舆论效力。这种意义上的“网络反腐”，往往要依靠问题的放大，信息的扩散，要符合舆论形成的一般规律，不然也难有实际效果。
网络反腐的“株洲模式”一度成为舆论佳话，如今逐渐遇冷，想必让人失望。当然，随着“株洲模式”的遇冷，我们也可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一度为人推崇的反腐模式，实际上直接与杨平的个人反腐魄力有关，而他的离开，意味着“株洲模式”的终结。现在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网络反腐”如何脱离信访的意义，脱离纯粹的舆论效果作用，形成对官员行为无所不在的民意监督？我想，要上升到这个阶段，更需要的是网络信息环境的建设，而不是单纯在政府网站上提供发帖渠道。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反腐”才能成为一个内涵明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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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网络反腐”更需信息环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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