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左右，上海、大连、深圳等地便成立最早一批金融办，但开始仅被定位为议事协调机构。直到2008、2009年地方机构改革，各地金融办纷纷独立，才拥有更多话语权。
“金融办在推动地方企业上市方面的作用非常大。”某合资投行董事汪杰对记者表示，其作用包括培育合适的潜在发行企业，出台有关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企业发展壮大；协调当地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农信社的关系，在政策上给予适当倾斜。
地方金融办还要加大外部扩展力度，引进私募股权基金(PE)、风险投资(VC)等机构，实现股权价值的合理实现；与全国各大券商展开合作，让其参与前期发行辅导，对企业上市予以引导和规范；材料制作与申报过程中，积极协调当地证监局、发改委、财政厅(局)等监管审批机构关系，推进有关进度。
“从金融办的权力扩大这一点，也可看出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资源的重视。顺理成章地，每个地区都想分割资源，区域角力也就在所难免。”一位券商人士分析。
地方暗中角力：政策支持各有侧重
“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个地方的上市配套力量，包括保荐机构、股权投资机构、金融机构等越强大，自然对本地企业改制上市很有好处。”向威达分析。
上市配套力量向来受地方重视。以PE为例，多数地方基金注册门槛颇高，但这些地区为吸引基金入驻，便给予相应注册奖励。例如，北京市对于注册资本10亿元以上的，补助1000万元；注册资本5亿元以上的，补助800万元；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补助500万元。
深圳亦很重视此点。该市2011年出台《深圳市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资金申请操作规程》，推出“自然人作为普通合伙人执行20%税率”的税收政策。
“对于身边的拟上市企业资源，深圳众多股权投资类企业不会轻易放过。”前述券商人士称。
另一个数字或亦可作为例证——深圳40家排队上市企业中，有18家的保荐机构均是本地券商。
相对而言，各类配套上市金融机构成长对当地企业的助推属细水长流型，而地方政府的规划与政策，直接影响上市企业的兴衰走向，其提出的思路对比即是各地角力的集中体现。
北京打出的牌可总结为“固化国企板块，尝试做好高新板块，加速文化创业板块”。
与此相比，深圳发展资本市场更注重于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建立“高、新、软、优”现代产业体系。
“资本市场安全区”是江苏发展的一个概念。此前，江苏证监局局长左红曾表示江苏正为此而追寻、构建。
浙江省金融办主任丁敏哲2011年分析该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时提出，放眼全国，浙江最具条件建设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民间财富管理中心”。
相对落后的山东亦提出“加快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山东省金融办主任李永健4月19日表示，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对资本市场发展提出新要求，必须创新思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快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
“地方政策的鼓励政策差异大，有的对IPO看得很重，有的较忽视。但地方政府不该介入太深，有些地方的金融办、发改委，直接渗透到企业督导IPO的规划，行政化色彩太浓，容易引发道德风险。过分鼓励上市，有些投机企业更会跃跃欲试，等于加大资本市场的风险。”董登新提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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