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他们也做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但方式不同。就增强商店雇员的能力来说，她们来自于低收入的妇女，以及教育水平比较低下的妇女。我们会问她，你是如何得到第一份工作的，你是如何面试的，你是怎么样来卖货的，我们会为她们提供相应的培训。这样，我们帮助失业的女性雇员重新找到工作，帮助她们取得更好的工资绩效，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消除鸿沟的做法。
我们必须要通过教育，通过减贫，或者通过一些健康的提升和改善，来促进整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把一些实践者、专家和相应的机构纳入进来。
中美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新趋势
吴伯凡(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中国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创新，与许多商业的创新一样，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把赚钱的商业和满足社会福利的 事情做到一起。孔夫子最早讲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古老中国的哲学命题，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寓义于利”。这是所有企业、非盈利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一直倡导集中三种部门的人一起探讨这个问题。社会创新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投资，用投资的手段来启动社会创新。
王振耀(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速度要比我们此前想象的快得多。人均1万美元是发达国家的门槛。到目前为 止，中国社会对人均GDP1万美元还没有做好准备。当社会财富量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阶段，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社会创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公 益慈善事业面临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转型，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小额捐赠和学雷锋做好事，而是要运用慈善组织、大额的捐赠、金融投资等各种社会要素来提升中国 社会。
目前还有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平台不够，现在非常缺乏像21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这样的对话平台和经常性的联系。第二，没有通俗化的系统理论 体系做支撑，来说服中国大众。第三，倡导力度非常有限，它需要多种多样的活动。在香港，港府民政局和大众在一块摆摊参与社会创新，用财政款项来做社会创 新。
今天《21世纪经济报道》其实已经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希望这个平台能够促进整个民族理念的转化，解放那些具有巨大潜能的生产力，为中国的公益慈善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源源不断的动力。
成卓(爱心火炬基金发起人兼主席)：美国政府对社会企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税收减税是怎样的？
Kim Meredith：现在美国能够给社会企业比较灵活的政策，最近加州发布了《社会企业法》，允许社会企业盈利并享受一定的减税优惠，还鼓励社会企业接受捐赠。
Elliott Donnelley(美国西部慈善论坛主席、白沙投资集团总裁)：很多创业公司一方面做资产组合投资，另一方面又做影响力投资，他们整体的态度还是比较谨 慎小心的。最近的例子是做“捐赠者指示基金”(donor-advised fund)的Impact Assets。过去“捐赠者指示基金”的捐赠对象仅限于非盈利领域，现在可以做影响力投资了，他们通过自身项目的推动，也推动法律体系针对这种捐赠形式做 到进一步完善。同时他们也在创造产品和服务，比如小额信贷服务和一些水资源项目，给捐赠者更多的选择。政府也会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进一步监管，相关人 士包括捐赠者都在推动政府政策的出台。
Kim Meredith：事实上每个人都在推动法律的变革，为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基础建设做贡献。刚才Elliott提到Impact Assets,他们得以让捐赠人把减税后的资金再投入有可能盈利的社会项目。不管对个人还是风投公司，这都非常有吸引力。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 Legacy Ventures，他们原来只做投资，获得的利润全部投入社会项目，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已经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Elliott Donnelley：我们家族基金会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探讨和探索，比如在“捐赠者指示基金”中，要是有人的捐款投给了类似谷歌(微博)这样的公司，结果获得了 10亿美元的利润，他不能要回这笔钱，这笔钱还是留在资金池中，只能继续投给新的社会项目。另外，在传统的非盈利组织里出现了“非盈利财政分 红”，Impact Assets把它叫做PRI，即项目关联投资，让其他人向现存的“捐赠者指示基金”账户投资。这种机制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对这种投资提供一定的财政激 励，如在管理费之外保证6%的年利息率，若此账户盈利更多，投资者还能得到更高的“分红”。这种多样、复杂的金融机制在慈善基金会中出现，是非常激动人心 的。
慈善能否经营，慈善如何经营
赵萌(斯科沃莫斯科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斯科沃新兴市场研究院研究员)：在美国和欧洲，个人的捐款已经能够被投放到二级市场进行再生产，而且个人 可以创办基金会。政府甚至设计出一套政策，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帮助政府和公众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来偿付公共债券，这些社会企业的项目可以发行社会债 券，每个人都可以投资。在中国，个人的资金给到非盈利组织这一步是明确的。到底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扩大中国非营利组织和中国慈善捐赠人资金来源的 机制建设？它可以来自基层设计、政府层面、银行部门的金融产品创新，以及社会企业自己的产品创新。
王行最(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慈善需要经营，慈善必须要经营。一种意见是，基金会属于慈善性质，不能经营它。但经营并不等于商业化赚 钱，非盈利组织也是要盈利的，只不过所盈的利用于什么目的，是工作人员分了，还是所谓股东分了，还是继续投到公益里面，这是本质的区别。我们一直坚持慈善 是可以经营的，以财务管理为核心，以最小的人员投入产生最大的收益。
另一方面是隐性的小额信贷，它与传统的慈善不同。公司化经营是社会企业的一种形式，它的主要追求仍然是社会影响和社会目标，但是采取商业化的方 式经营。但这一形式同样遭受到捐赠人的负面反馈。我把钱捐给你，你拿捐款发放贷款，而且用的是非优惠的利率，近似于高利率，这怎么行？如果一笔钱你捐了 100万，发给100个学生应该是1万块钱，一年以后全没了。但这笔钱如果作为小额贷款发下去，到一年期收回来，会不断增值。
小额信贷确实促进公益慈善发展和社会创新。但是我们的融资碰到很大的问题。我们跟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国家开发银行的总体战略是走下去扶持草根金 融。我们也跟农行合作，农行商业化以后往深一层，乡镇一级肯定覆盖不到，这样我们用小额信贷的方式给它嫁接，等于把服务半径延长，这也是农行服务三农的方 式。在小额信贷没有合法化名分的时候怎么办？干的足够大的时候，国家自然就认可你了。比如现在放款一千万，服务对象五千人，让国家批准合法化可能吗？但是 当服务一百万农户，年贷款量超过100个亿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就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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