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政府的强力推动，阻碍了劳动者权益的提升。按照经济规律，劳动力供应紧张，会导致工资的上涨，对于普通工人来说，这本是收入提高、待遇改善的良好契机。然而地方政府的强力介入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这一进程的发生，尤其是大量的学生工强制性、制度化地被安排到富士康的生产体系中，大大降低了其用工成本，缓解了用工荒的压力，进而丧失了通过提高工作待遇吸引劳动力的动力。纳税人的税款和本属工人的收入，就这样被制度性地用来为资本逐利服务。
不仅如此，在重庆、成都和郑州的调研发现，富士康的迅猛扩张还造成了征地带来的严重问题。在重庆，由征地拆迁所造成的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补偿等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在成都，本来是给被征地农民建设的安置房却被临时征用作为富士康的员工宿舍；在郑州的航空港区，征地农民由于补偿问题屡次与有关部门发生纠纷；在湖南衡阳，当地政府更是开出包括零地价、代建厂房、提供住房、税收返还一半在内的优惠政策吸引富士康落户，可谓不惜血本、不计代价。
有地方政府开出如此的优惠条件，富士康当然乐享其成，其扩张成本可谓是极其低廉。而廉价的学生工、失地农民和纳税人，则成为公共权力助推下资本扩张的牺牲品。
二、实习之痛：生产线上的学生工
所谓“学生工”，是指以“工读结合”的名义被用人单位雇用的在校学生，法律上称之为“实习生”，但并不享有劳动法赋予的保障。调查发现，学生工已经成为富士康在中国各地工厂一个庞大的常规劳动群体。
2010年，调研组在深圳、昆山、太原、武汉的调查发现，富士康的生产车间在大量使用学生工。2010年暑假期间，约有10万名在校学生被派往深圳富士康实习；同一时间，昆山富士康的学生实习工约为10000人，占整个厂区员工数的1/6；在重庆，119家职业学校承诺将学生派往富士康实习。2011年7月，针对富士康使用学生工的情况，调研组在深圳观澜与龙华的厂区对学生工进行了专项调查，共获得373份有效问卷和20份访谈个案。调查资料显示，学生工平均占所在生产线工人数的36.2%，有的流水线学生工的比例甚至达到100%。例如一位就读湖南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在富士康实习的学生指出，他所在的生产iPad的生产线有59人，全是学生工。
这些学生大多来自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他们被以实习的名义由学校或当地政府制度性地组织进入富士康，从事长时间、高强度、无保障、与专业毫不相关的简单重复劳动，为富士康的迅速扩张提供了廉价、驯服而灵活的劳动力来源。
为什么会是他们？
自1988年鸿海集团在深圳宝安建立第一家工厂开始，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迅猛扩张即得益于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虽然声称自己为高科技企业，但技术和研发并非其优势所在。作为代工厂，富士康通过大规模、低成本、标准化的生产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伴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用工荒”的出现，富士康的急速扩张开始面临用工紧张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之下，学生工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些学生工大多来自各地的中等职业学校。近些年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其目标旨在为工业化培养合格的高素质技术工人，而职校的学生也希望能够通过职业教育学到一技之长，以利于自身的职业发展。然而从对富士康学生工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还是职业学校的健康发展，现实状况与这些目标都相去甚远。
在深圳、昆山的老厂区，学生工们被季节性地使用，以满足生产高峰时期增加的人力需求，并降低用工成本。在郑州、重庆和成都，富士康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争取的“香饽饽”。诚如上文中所指出的，为了能够吸引富士康在本地落户，地方政府不仅在征地、厂房建设和税收优惠上一路绿灯，还承担起了为富士康招募工人的重任。由于学生工具有数量大、易管理、年轻化、易招募的特点，他们成为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筹码。在“富士康—政府—职业学校”组成的利益联盟中，地方政府实现了招商目的，富士康获得了大量年轻、廉价的劳动力，职业学校完成了就业指标，而在此看似多赢的格局中，作为教育服务目标的学生，却成为这个利益链条上的牺牲品。在富士康的工厂中他们既不能使自己的专业技能得到提升，也无法在职业上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如何来到富士康？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富士康大量使用学生工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用工的季节性变动并降低用工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的指令性推动。
早在2010年的调查中，调研组就指出学生工具有年轻、灵活、驯服的特点而被富士康大量使用，虽名为提供实习机会，其实不过是满足自己的用工需求而已。由于学生工在法定的意义上仍然是学生，所以不用签订劳动合同，亦不用购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并且可以根据用工的需求单方面随意确定使用期限，因而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不仅如此，多数学生工是由职业学校批量化组织进厂，并由职业学校的教师协助管理，因而又大大降低了招募和管理成本。
2011年3月，调研组来到重庆和成都的富士康进行调研，发现使用学生工的情况较之沿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富士康在郑州、重庆和成都的厂区规划用工规模都在10万人以上，如此巨大的用工量在用工荒的背景下意味着巨大的招募成本，而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扮演了劳务公司的角色，利用公共资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将富士康的用工指标层层分解下达；职业学校也在政府的组织下与富士康签订用工协议，批量供应学生工。许多职校的在校学生在缺失知情权和选择权的情况下被强迫送到富士康，不同意者会受到来自校方扣发毕业证、不能毕业的威胁。到了富士康之后，他们同样没有选择的权利，在不同的城市、厂区、车间和岗位上根据生产的需要被厂方安排，这样的所谓 “组织实习”，实在看不出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与劳务公司、职业中介有什么两样，尽管学生们在职业学校每年需要支付数千甚至过万的学费。
2011年7月，调研组针对学生工问题在富士康深圳厂区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发现，48.7%的学生工入学时间不到一年即开始进入富士康实习，与此同时九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学制至少为3年，这意味着按规定原本要第3年开始的顶岗实习实际上被提前了1年；更有甚者，一些河南和江西的学生刚考入职业技术学校，还没有入学，就已经被安排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打工。同时，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工表示实习期间校方并未派出驻厂教师进行指导，而即便是派驻了进厂老师，他们的职责也不过是协助工厂进行管理，而非确保学生能够被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使职业技能得到锻炼。调研同时显示，24.2%的受访者不能自愿选择是否实习，同时超过六成的学生工不能选择实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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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高校调研组发布富士康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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