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监管层的意思,高收益债推出来,公募基金肯定是暂时不能投的。”上述某大型券商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告诉本报记者,这样一来,初期可能只有券商自有资金和私募基金参与,体量很小。
“高收益债信用风险较高,流动性相对较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也需要监管层通盘考虑。”一位债券市场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这涉及到一系列制度的问题,包括券商做市,对冲工具以及风险管理机制等问题。
对此,多家券商曾向监管层建言,证券公司可以作为债券的做市商,但做市商需要一些基础性衍生产品作为对冲风险的工具,建议允许交易所推出利率期货产品,借鉴银行间市场的经验,允许证券公司开展利率互换和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等。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耿亮4日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表示,高收益债出现风险时,应建立偿债基金,发债主体提供偿债基金资金来源,同时,上交所也要拿出一部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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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中国式”高收益债尴尬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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