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80年代以前，主导土耳其外交的是军方和外交部，这两个部门主要由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所控制。对这一集团来说，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唯一选择就是与西方结盟。推动凯末尔党人与西方结盟的重要因素是：内部固有的西方主义和外部持续的威胁。对凯末尔主义领导集团来说，当时主要存在三大威胁：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治伊斯兰和社会主义运动。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呈现如下特征：1.避免介入阿拉伯国家之间、阿以之间的纠纷以及两伊战争这样的地区冲突;2.土历届政府较为成功地保持着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友好但并不亲近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土与叙利亚之间因为边境省份哈塔伊的归属问题而不睦);3.除了在1955年加入《巴格达条约》，土耳其对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持不积极的、低调的姿态;4.承认以色列，是当时唯一一个这么做的穆斯林国家。
由世俗-民族主义的政、商、军、官、学精英集团所主导的土耳其国家战略定位，只是到了图尔古特·厄扎尔时代(Turgut zal，1983-1989年任土耳其总理，1989-1993年任总统)才正式地受到挑战。厄扎尔的时代，既是土内政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过渡时期，尤其厄扎尔担任总统期间，正赶上冷战结束，国际局势的剧变也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厄扎尔时代奠定了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础。厄扎尔的外交策略是：改变原有的政策、谨慎地冒险、寻找新的可替代性选择、加强多边合作。厄扎尔寻求的是，从对西方的依附转变为与西方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合作机制，密切与中东国家包括伊朗的关系，强调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厄扎尔采取的是多元化的多边外交战略，执行的是东西方并重的对外政策。
厄扎尔特别重视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在厄扎尔时代，土耳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对传统价值观的强调，使其更加重视中东-伊斯兰世界。厄扎尔的目标是要把土耳其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这一时期，土耳其积极地调停巴以冲突;在两伊战争中，土耳其持“积极中立”的态度，从两方面都获得了大量好处;土还积极参加伊斯兰组织，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支持;厄扎尔还鼓励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在东欧、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加强宗教活动;在海湾战争时，厄扎尔批评了北约对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强调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在与西方的关系上，厄扎尔更加强调土耳其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为了提高土耳其在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厄扎尔谋求改变和提升土耳其在西方联盟中的角色，他强调土耳其应同时与美国和欧盟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其中的一方。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厄扎尔并未将完全成员国地位作为最终目的，这是其与传统凯末尔主义精英的不同。厄扎尔主要地是将欧盟视为一个经济利益。他其实很清楚，欧盟对土耳其有宗教和历史的偏见。厄扎尔也改变了与美国关系中过于强调军事的倾向，力图使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实现多元化，尤其强调经济、自由贸易和科技合作等方面。
达武特奥鲁：21世纪的新奥斯曼主义者
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定义为“短暂的世纪”，即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推迟开始，以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提前结束。从这个角度来看，21世纪的开端也就是“后冷战”时代的开始。从土耳其的角度看，后冷战时代有如下几个特点：(1)从东-西方的冲突转变为南-北问题;(2)民族与宗教问题成为新世纪冲突的核心因素;(3)世俗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冲突也具有特殊地位;(4)两极世界转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在单极格局下，中等力量将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自主性，对土耳其来说，就是真正地开始从“消极中立”转变为一个积极的地区性角色。
1993年厄扎尔去世，厄扎尔时代开辟的内外战略一度停止，凯末尔主义者重获权力，并放弃了在中东地区的“平衡外交政策”，从伊斯兰世界退缩，与以色列建立起战略的、政治和经济的合作关系，重新回归到在地区事务中从前的那种亲西方路线。也就是说，后厄扎尔时代的土耳其短暂地回归到了传统凯末尔主义时代的孤立状态。
然而，近二十年来的历史证明，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回归，历史将沿着厄扎尔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厄扎尔时代留下的重要遗产，为正发党政府所继承与发扬，并被更为系统地表述为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主张。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一个人，他就是土耳其的“基辛格式的外交家”——达武特奥鲁。达武特奥鲁说过，他非常赞赏厄扎尔时代，认为厄扎尔是一个有见解、有长远目光的人，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应该注意总结厄扎尔时代的经验教训，重新发挥调停者的作用。
达武特奥鲁是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部头很大的书——《战略的纵深》，该书力图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建立一个新的路线图。他认为，土耳其长期以来否定了其奥斯曼帝国的过去以及与邻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因此，安卡拉将自身与其周边孤立起来了。但仍然有一个在那里的世界等待着土耳其去发现和接触。这么做之前，土耳其首先要换个脑子。这一对外战略的思维转变，伴随着正发党的上台而开始。塔石珀纳尔称这一转变是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新奥斯曼主义，就是把土耳其界定为一个与其自身的穆斯林身份能够和平相处的、‘拥有伟大感和自信’的国家。”“战略的纵深”意味着要加强土耳其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达武特奥鲁说：“土耳其与西方传统上的紧密关系，代表的是一种疏离过程”;“自奥斯曼帝国末期以来，穆斯林一直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正发党就是要纠正这一切。”
亨廷顿曾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无所适从的、身份撕裂的国家(a torn country)，而达武特奥鲁认为，这恰恰是土耳其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讲两种文明的语言”，可以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兰和华盛顿同时对话，由此，土耳其就是中东、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的一个有效的仲裁者与和平的缔造者。
达武特奥鲁为土耳其新的对外战略制定了五个基本原则：1.强调民主制度与国家安全是相互促进的，民主制是土耳其拥有的软实力;2.与邻国的“零问题政策”(zero problem policy);3.不仅与临近地区发展关系，还要与更远的地区发展关系;4.坚持多维度的外交政策，强调互补性而非竞争;5.实践有节奏的外交(rhythmic diplomacy)，即强调对重要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参与，并在其中建立和强化土耳其的影响力。比如：对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参与;介入伊核问题、阿以问题等。关于土耳其对中东的政策，达武特奥鲁强调了四个基本原则：安全第一;强调对话;经济共荣;文化并存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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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土耳其向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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