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苏州在工业和服务业经济之外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苏州是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也是江苏省唯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市。以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就业社保等“七个一体化”为抓手，苏州的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

　　近年来，苏州通过鼓励农民带股、带保、带房进城镇，加快农民市民化、职业化进程，全市累计有43万农户、逾110万农民实现了居住地转移和身份转变。88%的农村工业企业进入工业园，80%的承包耕地实现规模经营，43%的农户迁入集中居住点。去年，苏州的城市化率已达70.6%。

　　事实上，苏州只是苏南经济重镇的其中之一。苏州的转型，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苏南其他一些城市的方向。

　　对此，刘志彪亦表示认同，在苏南将要列入国家的基本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的背景下，苏州作为中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领头区域，此次合并吴江的区划调整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而陈维指出，在“大苏州”的带动效应下，上海与苏州乃至江苏的经济竞合关系也将出现新的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去年发布的长三角城市发展转型指标排名显示，综合转型增长、民生质量、社会共享、环境改善、创新发展等5项指标，上海和苏州分列长三角城市的前两位。

　　而这两座城市，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两座制造业之都。“在转型上，上海更注重于制造业的投资、市场和贸易，而苏州在制造业的高端转型上已经走在全国前列，苏州扩大发展空间之后，与上海的这种互补效应也可能会越来越显著。”

　　城市合并潮

　　刘志彪认为，此次苏州的行政区划调整，就空间经济因素来说，有利于重塑苏南经济增长极。“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我还建议江苏除了苏南经济增长极外，还需要塑造宁镇扬经济增长极，以形成江苏省经济地理布局上的一个哑铃形结构，更好地服务于率先基本现代化的战略，更好地能够辐射中西部地区和苏北地区。”

　　事实上，中心城市做大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极，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多地都有所尝试。就在去年，安徽省原巢湖市拆分，大部分并入合肥市，合肥借由此举成为皖北经济带的有力支持，同时达到抗衡南京经济圈的功能。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与区域规划设计所副所长张险峰指出，从整个世界和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行政区划的发展趋势来看，其在很长历史时期内都相对固定，他们之间很少因为有行政壁垒要破除而合并来合并去，更多的是通过区域合作、竞争的方式来推动发展。

　　不过，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圈或大城市群同时也在全球竞争中显示出绝对优势地位。比如美国东海岸大都市区，以及西海岸以洛杉矶、旧金山为代表的大都市区，还有英国的伦敦大都市区、法国的巴黎大都市区、日本的东京大都市区等等，这样的大都市区，可以调配和利用很多资源，其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的流动速度非常频繁，基础设施更好，经济活跃程度更高，文化更多元更丰富，从而拥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陈维分析，由于我国仍处在外延扩张式发展的过程中，各个省区或城市，更多是依赖和寻求支配更多空间资源和经济资源，例如土地资源及其所附着的各种资源，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求获得更多发展空间。“土地资源尤其受到中国各地方政府重视。许多地方希望突破行政管辖区域限制，希望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扩大自己可以支配的土地资源。与此同时，还希望通过调整扩大行政区划，增强自身经济地位，从而可能争取到更多的发展资源和政策支持。”

　　他直言，从过去十多年的经验来看，长三角尽管在全国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走在前列，但仍难以突破由行政区划和利益分配造成的行政壁垒，这也是大城市不断出现以相互抗衡的重要原因。

　　但张险峰亦指出，行政区划调整其实也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扩大经济和生产力资源，另一方面也相应增加了社会管理责任。“我们在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不能夸大有利的一面，而淡化社会管理责任的一面。行政区划调整后，如果过分扩大区划，过分扩大空间资源、土地资源，自然会增加更多人口，但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社区服务、外来人口管理等体系上，能否都跟得上？这是需要深入思考认真对待的问题。否则就有可能会出现行政区划过度扩大，而社会管理却日益粗放的状况。因此，区划调整之后，地方政府须担当好相应增加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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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吴江撤市“大苏州”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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