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证券副总裁孙议政也认为，这一话题距离国内投行的实际现状，存在很大的距离，他认为国内一些投行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变成“真正的投行”，“国际一流投行的目标非常远大，我们现在看到了两步，后面还看不到。要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投行，什么叫真正的投行?我们证券公司的机构设置是以牌照而不是以客户为中心;我们的服务内容是基本上以纯中介为主要业务，而没有达到投行为企业来管理风险、分散风险，从而为企业降低不确定性来获取我们的收益——这样的一个价值的体现。如果这两点做到了我们才可能做到一个真正的投行。”
相比之下，中银国际副执行总裁谢涌海稍显自信，他认为，中银国际要成为国际一流投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投资银行的成长往往跟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比如日本的四大证券公司在日本经济最好的黄金年代，差不多在世界上都排名靠前，甚至比高盛还厉害。2007年在香港只有7家中资券商，现在已经有50家券商在港开展业务。在这么一个大前提下只要我们的经济能够持续发展，10年以后若我们的GDP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种水涨船高的效应，将有可能涌现出中国的国际一流投行。
但他同时也提醒：目前，中资投行缺乏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目前券商服务能力单一;另外还缺乏跨境服务的能力，“中国实体经济正在走出去，你如果想成为国际一流的银行也必须要走出去，而不能说我在家里自己玩。”
事实上，中资券商“走出去”，始于2006年，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若干券商在港设立分支机构。按照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统计，截至2011年底，已有23家内地券商获准赴港设立子公司，其中国内银行系统在港设立机构的有5家，基金公司15家，期货公司6家。近年来，随着中国实体经济在海外的辐射扩张，部分中资券商已经逐渐在香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在投行业务方面，据彭博统计，2011年香港新股承销及配售市场排名中，前20位中有6家为中资券商，其中中金(香港)排名第七，中银国际排名第九。
中信证券董事长殷可为本次论坛专门撰文指出，投资投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遇到诸多艰难与不利：从参与海外并购的执行难度，到自建扩展的牌照限制，从业务跨境的利益资源冲突，到产品创新的日常监管缺失等等。这些问题和困境主要表现在：“中国券商现有的商业模式构成与其国际化经济的巨大矛盾;中国证券公司内部治理模式对国际化发展的严重制约;中国券商在跨境一体化的业务矛盾与管理冲突。”
其中的第三点包括基本因素有：货币自由兑换、资金出入境受限、境内外监管结构的差异与特殊性、境内外分业与混业市场环境的区别、母子公司在设计信用、评级、资产负债表、交易对手风险方面面临的不对等。
在论坛上，谢涌海直接表露，要做成一流的国际投行，中资投行更需要政策上的支持。因为中银国际的银行背景，难以享受证监会的政策：“证券跟银行不能分得太清，有一些代理业务银行也是可以做，界线太清楚对整个证券的发展是不利的。”
与中银国际相比，中银国际证券主要在境内做国内的业务。中银国际证券副执行总裁任劲也呼吁说，“如果能够在立法和监管政策上有所突破，仅仅在投行业务方面我们的客户基础少，而商业银行有更广阔的客户基础，把这两个基础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把这个业务做得更大。从立法上监管上面如果能突破混业经营的政策障碍，才能够带来更多的业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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